想當年．牛津大學做監考的日子

在香港，牛津畢業的人好多，但相信香港無乜幾多個人，有牛津大學監考的經驗，數埋可能無十個。

我2009年五、六月，做了六星期牛津大學監考。 如何升讀牛津大學無得教，不外乎學業＋能力＋運氣，但若要做牛津大學監考官，倒可以分享些經驗：記住每年三開始，留意每間College壁報版貼的招聘告示。牛津大學的College都相當開放，基本上也不會怎查證，街外人想聽學術講座沒有難度。

當年我以independent Journalist的身分，申請了牛津大學的圖書證，我也當自己半個大學人，圖書證一年費用只是幾十鎊，但可以進入牛津所有圖書館，相當化算。（不過不能借書）

牛津考試期約六周，由五月初開始。監考臨時工也是做六周，每天最長朝八晚六，每周工作約40小時至55小時。

由於英國的學生簽證規定，持學生簽證每周最多只可以打20小時工，未必可以應徵監考。（當然也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兼職位）當我發電郵去牛津examination schools應徵後，沒多久老闆便回覆，希望了解我持甚麼簽證，確認沒有問題後，我便加入牛津監考員之列。

監考唯一需要的特殊技能是急救，原來英國法例規定。我當然不懂急救啦，examination schools相當好，保送我去牛津近郊Kidlington的St John's Ambulance，免費上了一天急救班，教心肺復蘇及其他一般外傷急救，學費也要幾百鎊，這樣hea一日也幾好玩的。當然到今天，我已完全忘記怎樣做了。

我工作的試場位於Summertown，距離家只是兩分鐘單車的車程。考生入試場前，都會來到這個白色大帳幕，把背包及袋放下，然後進入試場。學生考試都要formal dressing，穿上大學的學生袍，這是牛津大學數百年不變的傳統。

考第一科，每人的胸前插一朵白花；開齋後，白花換上粉紅色花；到考試的最後一天，粉紅色花換成鮮紅色花。這也是牛津的傳統，不分古今、不分東西，考試永遠都係嘔血！

我原來不必負責巡試場，而是要幫學生看行李。學生的行李全部放在一個臨時搭的帳幕，我每天一早到來開帳幕門，幫學生看行李、寄存貴重物件，如是者重複六個星期，牛津學生也是用牛記笠記多，但偶爾會發現LV，Gucci袋，袋主是疑似黃皮膚的中國大陸人。

我那本《42公里的風光》，一大部分是在這個帳幕中寫的。

監考的工是優差，時薪9鎊，每天還有5.5鎊午飯津貼，到中午期間，我們要幫手派試卷。若開朝八收晚六，一天可以賺近一千元。英國夏天十點才天黑，下班時還是陽光普照，不是回家跟S煮飯休息看書，就是去朋友家吃飯，又或去公園跑步或踩踩單車，好不寫意。

英國每年個人基本免稅額，印象中是5000多鎊，我一年也賺不到5000多鎊，所以監考的收入也是tax free。這六星期賺的近三千鎊，全部用來旅行及跑馬拉松：意大利Venice Biennial and Tuscany之旅、伊斯坦堡馬拉松+Cappadocia、Medoc Marathon + Cognac、Athens Classic Marathon and Dublin Marathon。

這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今天看來真是不可思議。

  

牛津學生可以很瘋癲的， 跟他們比香港學生都是鵪鶉，每年May Day，有學生跳橋落河，斷腳時有發生（經考正後，原來時有發生只是以訛傳訛，過去只是發生兩次，校方從此禁止了）。他們慶祝考試結束，竟是是互掟食物、掟蛋、淋果汁，甚至連冰鮮雞也掟（我手上那隻）。若香港學生這樣慶祝考試，社會一定嚴詞譴責，警方恐怕以「擾亂公眾秩序」的罪名一律拘捕，但牛津學生年年咁玩，樂此不疲，更成為聞名的傳統。

無辦法，牛津兩個字，真係大晒。校方最多貼告示說：每年Council都要花巨額洗街，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勸喻學生唔好咁做，搞到校方相當頭痕。

  

考試結束後，Oxford Examination Schools都會開小小的慶功宴，還向員工頒發證書（找不到，很可能遺失了）。我也有參加慶功宴，但始終我跟大部份人也不熟，飲兩杯香檳到後離開。這一別後，我知道以後不會有機會再踏入Oxford Examination Schools。

一年後的2010年四月，我已回到香港工作，但竟然又收到Oxford Examination Schools的電郵，問我有沒有時間再做監考！！！我也很想回去做這分優差，但我的理智戰勝了情感，既沒有勇氣劈炮，也不可能請一個月假跑去牛津做監考，無奈只能推卻了。

一切就像聖誕節的卡通Snowman，只留下零碎的回憶，及手上這條，Oxford Examination Schools的領呔（所有職員都有一條）。

想當年．昂山素姬的一席話

 

英國以往容許碩士或博士畢業生，可以申請為期兩年的Post-Study Visa，讓他們在可以英國找工作，但保守黨政府取消了這項政策，好讓就業機會留給英國人。

當年認識的倫敦書友當中，除了因為男／女朋友在香港那些，大部分人都想留在倫敦生活，不太想回香港，總是因為一些夢想、一些理想希望實現，你才會山長水遠、花數十萬元去英國流學。我們太愛倫敦的生活了，全世界最美的建築、最精明的腦筋、最好的博物館、最濃的文化氣息都在這裡，住在這裡一段時間，再無知的人也會沾染點學養。

我忘記我有沒有寫過這些了。曾幾何時，我也很希望在英國找到工作，留在英國生活，可惜英國不太需要我的技能，最多只找到一些臨時工、散工找到，例如醫院做中文翻譯、去牛津大學做監考、幫City of London政府接待內地記者，更新中文網站。

City of London（中文叫倫敦金融城）的總部Guildhall，位於倫敦的Bank，我從未打過中環的工，但倒有機會越級升呢，穿西裝與倫敦金融界的人逼地鐵去Bank、去Guildhall上班，感覺還是相當不錯。City of London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競爭來自全世界，在這裡返工也算一項成就，儘管只是一分臨時工。

後來收到中文大學通知，請我回去做兼職教師後，我知道我下半生，恐怕也不會再有機會在英國工作、在英國長時間生活了，但總算是找到新出路，始終人生有不同的階段。

認識在倫敦讀書的朋友當中，礙於運氣、礙於機會，十居其八都難逃回家的「宿命」，總有些少不甘心，他們都有一點才能，一點勇氣，押了時間、花了金錢，但始終無法改變下半生的命運，闗係、際遇比能力更重。友人P去年在英國修讀MA畢業，今年初趕上了尾班車申請了最後一屆的Post Study Visa，他也無法突破「宿命」，試了半年後還是決定放棄在倫敦發展，年底回香港。

可以留下的大多是專業人士、商管人材，因為他們去到那裡都吃香，一般人要逃離「宿命」，的確要鋼一般的意志及破釜沈舟、永遠不要回香港的決心。

例如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Q，先是申請一年working holiday，然後有請獎學金讀書，再加兩年post study visa，用盡所有方法留在英國，她幾乎所有工也做過，劇團、翻譯、唐人街士多收銀．．．努力賺錢吊命交租。Q去年抽中綠卡，得到美國的居留權，去年底已搬到美國洛杉磯。

我認識的人之中，經常說要移民的人不少，但坐言起身入表抽綠卡的只有Q，她成功是應該的。

留不下，也不必太傷感，可以在英國讀書和生活已經很幸福了，夢想或許實現不了，但我們也不是空手而回，帶走的是點滴回憶，令我們回味一生。今年六月底，昂山素姬回牛津大學取榮譽學位，只有在英國讀書和生活的我們，才會更明白昂山說的是甚麼：

Today, many strands of my life have come together. The years that I spent as a student at St Hugh’s; the years I spent in Park Town as a wife and mother; the years I spent under house arrest - when my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tood up and spoke up for me.

During the most difficult years I was upheld by memories of Oxford. These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inner resources that helped me to cope with all the challenges I had to face.

The memories were in fact very simple ones. Some are days like these, when I went on the Cherwell with friends in a punt, or sat reading on the lawn at St Hugh’s, or in the library - not looking at a book, but out of the windows.

But these were very precious memories – because I had lived a happy life. And this made me understand so much better the young people of Burma – who wanted to live a happy life and who had never bee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lea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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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me about Oxford was not what I learnt there in terms of set texts and set books we had to read, but in terms of a respect for the best in human civilisation.

And the best in human civilisation com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not limited to Oxford; it is not limited to Burma; it is not limited to any other country. But the fact that in Oxford I had learned to respect all that is the best in human civilisation helped me to cope with what was not quite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