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家喜歡我鏡頭下的馬拉松風景,不妨Click樂施會的標誌,資助他們的扶貧工作)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直擊G20示威遊行頭炮.Put People First Demonstration

(這次,幫香港樂施會客串數天,直擊倫敦的G20會議。香港文字傳媒,只有明報友好C。幸好,我總算可以有個身份,參與G20。自由記者,甚麼也要懂得寫。這是第一稿,未經編輯版。)

很久沒有拍到,令自己滿意的照片!
世界很不公平,經濟蓬勃,得益最多的都是富者;經濟危機,傷得最深的都是窮人,低下層的飯碗都被打破了。金融危機,弄垮企業的銀行家,仍可以分千萬計的花紅,一般打工仔就收大信封。歐美銀行破產成為全球焦點,但數千萬因天災戰禍,每天都在死亡邊緣爭札的第三世界人民,完全沒有人理會。

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都備受忽略,到這次G20峰會更尤其明顯,因為倫敦、全世界陷入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傳統國家自顧不暇,又更有藉口,不去關注貧窮國家。

遊行的訴求很簡單,就是公平,公平對待所有人,無論是富人、窮人,富國、窮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同時,也要照顧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計,讓他們不要承因天氣變化、不公平貿易帶來的禍害。這就是為甚麼,民間團體要遊行,要告訴G20峰會的領袖,世界不單止有金融危機,還有更多更慘、更需要關注的事。

於是,數十個民間團體,包括樂施會昨天開打第一炮,舉行名為「Put people first」的遊行集會。由東韓國、到非洲;由工會、公平貿易、環保到反戰組織都有代表參與遊行,呼籲G20的各國國家,特別是美歐等國,能聆聽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傳媒對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動,報導鉅細無遺,提醒市民那裡是衝突熱點和小心。外國的遊行集會,與香港很不一樣,在香港,衝突是遊行示威禁忌,為了呼籲市民參與,大會也會極強調和平集會;但在外國,這倒沒有沖淡市民參加的熱情,因為示威抗爭在外國實在平常得很,特別是遇上G20這些非常場合。

遊行隊伍於倫敦時間,早上十一時在市中心的泰晤士河畔聚集,十二時起行到海德公園。參與的團體當中,還是工會代表最多。比利時、荷蘭、法國及韓國的工會,都特別組團到英國參與示威。韓國代表Chang Jeon說,三年前也到香港反世貿,這次來是繼續為勞工飯碗爭取。

關注公平貿易的Barbara說,既然外國政府有意志,願意花數千億元解決金融危機,更應該有一樣的意志,去解決全球貧窮問題、及協助貧窮國家,解決全球暖化帶來的問題!她的一眾朋友,全部扮做香蕉,在遊行隊五中搶眼得很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發言人Tom Davies說,這次金融危機,是由貪婪的銀行家、及賭場式資本主義引起,這些公司用盡各種方法避稅逃稅,銀行家就拿巨額獎金,但就傷害勞工最深,也禍及無辜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希望用遊行發聲,要求G20各國,也要正視公平貿易、氣氛轉變、貧窮等問題。

祖藉剛果、代表African People Socialist Party的Nkongo表示,由G7到G20,世界只有越來越壞,「G7發現,它們控制不了世界,於是勾結多13個國家,好讓世界由這20個來操縱。由10年前的G7,到現在的G20,單是這十年間,剛果就有一千萬人死亡,開這些所謂G峰會,結果只是有更多的屠殺和衝突,根本是垃圾。」

沿途雖然下雨、也落雹,但無損遊行者的鬥志和熱情。遊行人士抵達終點的海德公園後,繼續以口號、歌聲和大會播放的短片,繼續讓「Put People First, Justice, Jobs, Climate」,響遍倫敦市中心。

倫敦警方估計,遊行有三萬五千人參加。筆者只看到四個韓國工會成員、兩個日本僧侶,及少數日本學生,很可惜,沒有多少香港和中國人參加,除了與筆者結伴前來的三個香港人(明報記者、兩個在英國讀書的朋友)、及兩名來自上海《東方早報》及《新聞晨報》的記者外,也找不到其他中國人、香港人,中國和香港傳媒的影子了。

關注世界的發展,不是西方人的專利,地球是屬於我們的,氣候暖化、公平貿易,與我們也是息息相關,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系,但我們社會的視野格局,還是短視得很,中國以外的東西和議題,傳媒和社會很少討論和關心。

一場數萬人的集會,有多少功效也不知道,我們也不期望單是這次發聲,就讓G20的議題180度改變,由挽救資本主義,變成挽救發展中國家及勞工。

但我們就是來表態,讓G20不要成為一個只是拯救銀行、救銀行家、救資本主義、救經濟,但不救人民的會議,若我們連出來也不出,連表達的機會也放棄,連第一步也不踏出來,又怎可以奢望世界改變?出來,未必成功,但不出來,就肯定失敗,大家都是基於這信念。

G20遊行,是抗爭的開始、是長征的第一步。只能希望,這種聲音繼續響下去,也讓各國的領袖,會把聲音帶回家,並帶來將來的改變。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EuroVision音樂比賽

刊於《信報》.09年3月27日

金融信貸危機、保護主義抬頭,令歐洲各國關係變得緊張,英國用反恐條例,凍結冰島在英國的資產;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又揶揄,英國首相白高敦減銷售稅之舉無效,還有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天然氣爭議,俄羅斯與格魯吉亞領土糾紛。不過,到五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都會暫時忘記分歧,數億歐洲人將坐在電視機前,屏息凝神收看Eurovision歌唱比賽,這個最受歐洲歡迎的音樂節目。

新舊歐洲大比拼

自從東歐各國加盟後,Eurovision也越來越有瞄頭,讓東歐的Pop Music可以在歐洲的舞台亮相。近年來,東歐國家及土耳其,在Eurovision的表現也頗優秀,不少都能擠身前十名,這些新加盟國,比西歐更重視Eurovision比賽的成績,贏得Eurovision比賽,甚至是國家的光榮和成就。

例如俄羅斯的組合,去年奪得冠軍後,總統普京隨即發賀電,表揚他們為俄國取得勝利。前年的冠軍,則是另一東歐國家塞爾維亞。取勝的國家,就可以獲下一屆的主辦權。Eurovision已不是單純的音樂比賽,而是一場關於民族尊嚴、國家形象、國家軟權力的競技。

新歐洲大放異彩。相反,英國、德國、及法國等舊歐洲,在Eurovision的表演越來越不濟。以去年為例,廿五個進入決賽的國家,英國的得分排最後、德國排尾三、法國排第十九。過去六屆比賽,英國有四次的排名是超出頭廿位,最好一次也只是排第十六名。

法國並不比英國好,過去六屆,最好的一次只是排第十五。兩國的成績比形象缺缺的以色列還要惡劣,過去六屆,以色列也有兩次擠身頭十名。

英國國內爭議劣績

英國劣績班班,在國內也有頗大迴響。有批評揶揄,Eurovision的投票是政治定決,全是策略性投票,根本與歌手表現無關。這比賽的荒謬,就有如踢世界盃,不是以入球定勝負,而是看誰噓得大聲。

有輿論則針對俄羅斯,認為前蘇聯分裂出來的國家,為了要討好俄羅斯,獲得廉價天然氣而把票投給俄羅斯,所以俄羅斯是勝之不武。有批評更指,俄羅斯派一名歌手、及一名溜冰舞蹈員參賽,但該名舞蹈員其實不是一般舞蹈員,而是冬季奧運會冠軍。該運動員在東歐很有名氣,票根本是投給他,而不是投給唱歌那個。「不如我們明年,找碧咸在歌手旁邊踼波,我們肯定得冠軍!」

反應最誇張的還是政客。有自由民主黨的下議院議員,更在議會提出動議,譴責「Eurovision的投票制度是一場笑話」,促請英國廣播公司不要再撥款支持Eurovision,直至他們改革投票制度為止!

但也有輿論認為,英國的確技不如人,與其「輸波賴地硬」,仍視英國為日不落國,不如反省一下,為何英國無法取得其他國家的票。這或多或少反映,英國在歐洲的形象低落,因為英國與歐洲疏離,沒有積極參與歐洲事務,歐洲人對英國也沒有好感。

2009比賽富綽頭

知恥近乎勇,為了重振大英帝國的雄風,英國廣播公司十分認真,找來《歌聲魅影》作曲家Andrew Lloyd Webber操刀,為今年的Eurovision比賽作曲,希望靠韋伯爵士在歐洲的知名度,為英國爭取更多同情分。法蘭西帝國也一樣,這次找來老牌歌手Patricia Kaas擔綱,希望可以拉高一點排名。

至於俄羅斯,今年註定衛冕失敗,因為前蘇聯分裂出來的國家,特別是格魯吉亞,不會再把票給俄羅斯了。格魯吉亞更作了一首,名叫《We Don’t Wanna Put In》的歌,參與今年的比賽。Put In併在一起,就是Putin、普京的名字,暗罵俄羅斯侵略該國。

不過,這首歌能否亮相Eurovision,暫時仍是未知之數,因為Eurovision明文規定,歌曲不能涉及政治。

以色列也碰上麻煩。該國由一名猶太裔女歌手Noa、與一名巴勒斯坦裔女歌手Mira,組成二人組合參與。但這種「花瓶」式的和諧,引起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裔人強烈反對,紛紛要求Mira退出,不要被以色列「利用」!Eurovision變成了Euro division。

無論《We Don’t Wanna Put In》、以巴組合、韋伯爵士的新曲、還是Patricia Kaas勝出,今年的Eurovision已有足夠話題和綽頭,吸引全歐洲的觀眾準時收看。

若東亞有同樣的比賽,不知道,中國和日本會否互相封殺?中國會否讓台灣參與?香港和中國在東亞諸國之中,又會值多少分?

Eurovision與歐洲融合

歐洲國家盃早已衝出歐洲,但一樣歷史悠久的Eurovision比賽,鮮為歐洲以外的人認識。為了文化交流、拉近歐洲的距離,歐洲於1956年開始Eurovision比賽,由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四個國家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經費,當時參與的國家只限於西歐,每個國家派出一個歌手、或一個組合參賽,由評判遴選冠軍。

1990年冷戰結束後,前共產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及俄羅斯,也加入了Eurovision這個家庭,Eurovision在文化方面促進了歐洲融合,提高東歐對歐洲的認同和歸屬。

連同西亞的土耳其及以色列,目前已有43個國家,派代表參與Eurovision比賽,吸引近億人歐洲人收看。由於太多國家參與,Eurovision也要舉辦預賽,但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就可以直入決賽,一方面是這四個國家資助比賽,另一方面也是收視考慮,確保廣告可以進入這四個龐大的消費市場。

在Eurovision的世界,歐洲每一個國家都是平等的,沒有大國、小國、強國、弱國之分,冠軍由各國觀眾打電話投票選出。投票規則有少許複雜,舉例說,英國最多觀眾支持法國、其次是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等。每國國民不能投票給自己國家。

這樣,英國就會給法國十二分、德國十分、意大利八分,然後給後面其餘的七個國家,七分至一分類減。於是,英國、馬耳他、西班牙與安道爾,在Eurovision的影響力都是一樣。

過去五十年來,Eurovision有如本地當年的新秀歌唱比賽,孕育不少天王巨星,例如:寫《Mamma Mia》音樂劇歌曲的ABBA、Celine Dion、愛爾蘭的踢躂舞《Riverdance》,他們都是在Eurovision中一炮而紅。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le Marathon International de Marrakech.非洲與伊斯蘭世界的馬拉松


 

當今最優秀的馬拉松跑手,都是來自非洲,但非洲的馬拉松賽事極少,除了南非、北非的摩洛哥與埃及。終於跨過地中海,到摩洛哥著名的古城馬拉喀什(Marrakech),看看非洲與伊斯蘭世界的馬拉松又是怎樣?


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辦馬拉松,特別是太熱、或污染嚴重的城市。若果這些城市要辦,就只可以選夜深和清晨起步,例如曼谷馬拉松,起跑時間早至凌晨三時半,穿上背心跑鞋的你,踏上馬拉松的征途,迎面而來卻是行不到直線的醉酒漢和醉娃。想起這種情境,也覺得荒誕。

上機場巴士後不久,你就知道這裡不宜馬拉松。這裡是典型的發展中城市,馬路上都是電單車、嗆鼻的柴油味和車輛廢氣,空氣之差,與內地的工業城市有得比,在這裡練跑、比賽不帶氧氣筒,大概會窒息。

若不計肯雅及埃塞俄比亞,摩洛哥都算非洲二線頭的馬拉松強國,摩洛哥的馬拉松跑手也曾在數年前打破舊世界紀錄。看看街上的店鋪,賣運動鞋、運動服的絕無僅有,你就知道,跑步在這裡,大概被脫貧的方法,多於是工餘健康嗜好或活動。

雖然已是第二十屆,但賽事安排低調得很,沒有鋪天蓋地的宣傳。這裡邏輯思維與香港馬拉松也十分相似,例如:比賽時限也只有短短的五小時,不會把市中心最繁華的Djemaa el Fna市集讓你跑;迷宮般的街道、最宏偉的Kotoubia清真寺也不會讓你路過,你只可以在起點,遙望清真寺的方塔。在這裡,行車及經濟發展較重要。

馬拉喀什的冬天清涼得很,若不是太污染,也很適合跑馬拉松。無論是非洲還是歐洲,所有馬拉松待跑的一刻,總是洋溢著興奮、期待、快樂、爽朗、生機、朝氣勃勃、蓄勢待發的空氣。柏柏人的統傳鼓樂及管樂一響,早上八時半,五千名跑手搶閘衝出。

有人帶著巴勒斯坦旗跑,不斷高呼:「Palestine!」以聲援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花些少眼力,也可以找到一些包頭巾、穿長袖長褲的女跑手。

跑馬拉松辛苦,但警察也難為!當看到有跑手臨近時,警察隨即要攔車,把路讓給跑手,遇到趕時間闖關的車輛,警察也無可奈何。到現在,拿著獎牌時,總會勾起這滑稽的一幕。

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ch)馬拉松
日期:每年一月底
賣點:伊斯蘭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獨特的風土人情、彩色獎牌
挑戰:時限只有五小時
缺點:比賽訊息混亂、要多翻查問,才知道比賽起點在那裡、空氣差、封路少、沒有行李寄存服務、水站沒有食物供應、大部份職員只懂法語和阿拉伯語
網頁:http://www.marathon-marrakech.com/

深藏磚瓦的可蘭經.Marrakech Morroco

一直以來,對伊斯蘭世界的喜愛,一定多於歐洲。歐洲的名城太雕琢、太浮華、也太花巧、像標本一樣。

伊斯蘭世界的城市,都是活生生的博物館。你也可以在城市裡,找到接近完美的建築。每次回到伊斯蘭的國家,都有時空錯落的感覺,與百多年前的黑白相片對照,這裡的市集仍是一樣的混亂、嘈吵、骯髒、建築物的外觀也是,城市與人,仍然延續千百年來的互動。

這次,我說的是摩洛哥的馬拉喀什(Marrakech)。

相隔一個直布羅陀海峽,以北是歐洲的西班牙、以南是非洲的摩洛哥。摩洛哥鎮守伊斯蘭世界的邊陲,也是法國的前殖民地。但非洲、伊斯蘭和法國這三種文化,在摩洛哥倒沒有融會交織,這個國家有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這種現代大都會、有撒哈拉沙漠的遊牧部落、也有充滿伊斯蘭文化特色的馬拉喀什。

即使在馬拉喀什,新區與古城區也是分開的。新區是法國人彷巴黎所建,巴黎的規劃以凱旋門為圓中心,向外發射十二條大街;馬拉喀什則以Place du 16 Novembre的圓形廣場為中心,有一幢三層樓的Zara時袋店,街道兩旁有不少法式的露天茶座。在這裡,你可以找到歐洲的時尚風潮。

沿Place du 16 Novembre的Mohammad V大街一直走,新建築漸漸遠去、路上的馬車也越來越多。不消二十分鐘,厚厚的土紅色古城牆、Koutoubia清真寺的方塔就在眼前。
千百年來,馬拉喀什古城是北非的伊斯蘭文化中心。一千年前,歸化伊斯蘭教的遊牧民族柏柏人(Berber),就在摩洛哥建立阿穆拉維王朝(Almoravids),統治整個西北非洲,馬拉喀什就是王朝首都。穆拉維王朝全盛期間,更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把伊斯蘭教徒統治的西班牙洗劫一空。


瘦了西班牙,肥了摩洛哥,伊斯蘭文化就在這裡綻放。柏柏人把西班牙的工匠帶到馬拉喀什,建築奢華的皇宮、清真寺、伊斯蘭學校。當歐洲仍然沒有自來水、歐洲人經年不洗澡、垃圾都往街上丟時;馬拉喀什已有香皂工業,也有完備的自來水道,遠較西班牙以外的歐洲城市先進了。

一百年後,阿穆拉維王朝被另一支柏柏人推翻。馬拉喀什也毀於戰火,可幸新的阿穆赫德王朝(Almohads)很快重建了馬拉喀什,Koutoubia清真寺的方塔至今仍屹立在城中央。

過城門,繼續往前走,穿過一個停泊滿馬車的廣場,就是Djemaa el-Fna市場。

這裡是Marrakech的靈魂,沒有這個市場,Marrakech只是一個古城而已。自伊斯蘭傳入摩洛哥,千百年的黃昏,賣藝者、馴蛇師、彩繪紋身師、夜市檔販,就在這個伊斯蘭世界最大的舞台跑龍套,各自劃一個小角,繼續昨天未完成的街頭劇。時間在這裡是靜止的,上一個世紀那個口述的傳奇,每天都在不斷重覆。

在Djemaa el-Fna市場,馴蛇師吹的嗩吶、馬車咯咯、各種你喊不出名字的樂器,不斷在你耳邊轟,穿各種傳統服飾的表演者,爭相向你招手,把活蛇套在你的頸上,還有那些翻筋斗的、賣藝的、說書人、神打上身的、江湖賣藥郎中...目不暇給。

這種神秘、震懾、詭異又荒誕的氛圍,令你有元神出竅之味,懷疑自己是否穿越了時光門,回到上一個世紀?不過,當你拍照後,這些表演者收起燦爛的笑容後,上來跟你討拍照費,你就知道自己沒有離開了現代,廿一世紀的第三世界的旅遊業經濟,是廣場運行的規則。

待久了,發現看這些表演者怎樣「收陀地」,較他們的表演更有趣。原來他們都是專挑軟的柿欺,付過錢的遊客,他們就會用誇張的表情和語調說太少,製造心理壓力,讓旅客不斷掏腰包。當然,你堅持不付錢,他們也是無可奈何,最多也是咒罵兩句。

摩洛哥人的口味之刁與中國人有得併,有羊頭、羊腦和蝸牛湯等。蝸牛湯是當地流行小食,有一排專賣的夜市攤檔,大碗10元、小碗5元(摩幣與港幣約一兌一)。要用牙簽把整隻蝸牛挑出來。入鄉隨俗,我也懶得去分,那裡是排泄器官、有沒有排泄物,總之整隻吃下肚算了。蝸牛沒有特別味道,但熬出來的湯就很苦,一點也不好喝!

在馬拉喀什古城很大,看地圖也沒有用,因為這裡的街道沒有名字。盤纏的街道錯綜複雜,很快你就會迷失,不知自己身在東南西北。突然間,有賣畫的店鋪老闆向我招手,問我:「來自那一個地方?」說罷,他掏出他的皮包,拿出一張五百元港幣。

「這是你們的貨幣嗎?約值摩紙多少?我無法在這裡兌換,不如我跟你換?你開價多少?」他說。

我也不曉得,一個摩洛哥人為何會有港幣?是否有香港遊客,用港幣買畫?看過這張紙幣後,我判定它應該不是偽鈔。但猶疑了好一會後,我還是沒有跟他換了,還是便宜莫貪!

馬拉喀什,也保留了眾多西班牙式伊斯蘭建築的瑰寶。西班牙由公元八世界起,開始被伊斯蘭教徒管治,但到1492年、格林納達(Granada)淪陷後,除了Alhambra皇宮外,西班牙的伊斯蘭清真寺、宗教學校,不是被破壞夷平、就是改建為教堂及基督教建築。

有人說,伊斯蘭教徒是用建築去表達可蘭經,但即使你不懂伊斯蘭教,也會讚嘆伊斯蘭建築之美。馬拉喀什的Ali ben Youssef Medersa(宗教學校遺址)、市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庭園,是這個城市中最美麗之地,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均稱和安詳。

在西方,每個城市都有廣場,公眾空間是外向的;但伊斯蘭建築內斂得多,把公眾空間、庭園放在建築內,家庭才是重心。每每以為是走廊的盡頭,但原來又有另一個隱藏的花園,伊斯蘭的庭園,一步一景,更是驚為天人,他們就是懂得,劃一個封閉的空間,創造一個新世界,然後把整個宇宙放進去。

庭園的寧謐,洗滌市集的喧鬧。就讓我一直徜徉在這裡,不要喚我離開好了。

注意事項:

交通
香港沒有直航機往馬拉喀什。最經濟的方法是先到倫敦,廉價航空Ryanair和Easy Jet,都有倫敦往馬拉喀什的航線,若提早預訂,來回機票約一千元,航程約三小時十分。兩間航空公司也經常減價促銷,筆者的來回機票連稅,也只是港幣三百多元。

坐的士要小心,不少的士司機都會亂開價、繞路、或釣泥鯭(沿途載其他客人),只能祝大家好運。由機場出市中心,坐巴士最便宜化算。來回票時效兩星期,價錢是30元摩洛哥幣。

貨幣
摩洛哥實行外匯管制,幣值與港幣相若。機場、酒店和找換店的匯率相若,旅客最好帶備美金,然後到當地兌換。

食宿
因為毗鄰歐洲,很多歐洲人會到馬拉喀什旅遊,所以物價一點不便宜,可以選擇住當地的民宿式酒店(Riad),雙人房價錢由七百元至一千多元不等。不少民宿式酒店在橫街雜巷之端,外觀看來毫不起眼,但內裡是豪宅級的裝修。

由於位置極隱蔽,馬拉喀什古城又像迷宮,最好先問他們取地圖。也要小心熱心帶路的居民,他們都會索帶路費。

即使到夜市食飯,價錢也不便宜,與香港價相若。夜市攤檔的碗碟杯,通常只是用水沖沖然後再用,擔心肚痛者,請自備私伙餐具。

遊覽季節
遊馬拉喀什最好在春天和秋天。冬天的晚上太冷,夏天的白天太熱。

2009年3月14日星期六

牛津九.王丹演講:Rethinking Tienanmen Square Movement in 1989(一)

牛津每年都有一個,讓記者進修半年的Fellowship program,香港傳媒界有一名代表。今年是傳媒友好C,多得他通知,我也可以才以路人甲身份,旁聽這個program的研討會。金融危機下,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廣告和銷量下跌,網站點擊率節節上升,但點擊率無法變成收入,讀者慣吃免費午餐,網站若收費就情願不吃。

讀者習慣免費午餐,一層壓一層,有外國小報館為了生存,只好壓縮成本,不請記者,稿件由有興趣、有時間,不計報酬的路人甲提供。例如,體育新聞就找球迷客串寫,這樣就不必派記者採訪。

這種風氣也吹到來香港,於是王丹在牛津的演講,或許大多數傳媒認為,王丹沒有多少新聞價值了,即使今年是六四廿周年,也不願意找人採訪。要付費的午餐,傳媒就不吃了,只想吃免費午餐。

可恨的是,我既不想老奉做「義工」,但也不想仍會對六四有感情的市民,沒有機會看到這消息。唯一方法,是把演講放在這裡,若有心人看到、特別是新聞界的讀者來到這裡,請隨意轉載。版主沒有錄音,只是盡量憑記憶。

內地年青的一代,很多都不知王丹是誰,六四在內地的禁忌,但牛津St Antony College的講堂內,還是有很多內地學生。入講堂時,有個內地學生問我路,我問他:「你認不認識王丹?」他說:「六四是我九歲,當然也知道他是誰了。」

內地新一代的思想很難理解,讀牛津也不例外。有個博士生竟問王丹:你說,既然不能寄望黨領導改革。你所談的改革,其實就是要革共產黨的命!我們是否真的要民主?最重要是餵飽十三億人民,讓大家安定生活!若由你來管,我父母有沒有可能供養我來這裡讀書?

這種問題,竟然還有一些掌聲支持!

演講後,仍有學生與他繼續討論,中國可否行民主的問題,也包括上述這位博士生,這學生還向王丹拿名片。有個女學生問王丹:「90年代時你做甚麼?」他們連王丹要坐牢也不知道!王丹在八九後,除了93年短暫獲釋,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監獄。

王丹的經歷,他們不知道很正常,因為共產黨只想把這段歷史抹去。

王丹與版主一樣,遇到畢業等於失業的問題,他這半年就在牛津的St Antony學院做研究員。他說,六四的學生只是要求民主、反貪污腐敗,也只有民主才可以杜絕貪污,因為貪污已成為共產黨體制的一部份,共產黨也不容許在體制以外,有監察貪污的機構,這等於挑戰共產黨的權力,唯一方法就是行民主。

六四民運的失敗,是公民社會的失敗,是貪污的勝利、是共產黨tyranny的勝力。於是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再沒有政治改革了,共產黨也不願意改變,結果,社會就要付出代價,公義無法在社會彰顯。

但更荒謬是,有人竟指責「六四阻礙民主」!我們在六四的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改革,我們絕食,只是要求政府收回《人民日報》,指責學生搞動亂的四二六社論,以及要求與政府公開對話,當時我還提出更多意見,但被指是激進而被駁回,因為學生都不想逼政府太多。怎可以叫學生運動是動亂?

我們曾經期望趙紫陽、92年期望朱鎔基、現在的胡溫、甚至未來的習近平、李克強會改革,但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

很多人會說,中國人口太多,人民教育程度低,不利實行民主。香港小,人民普遍教育程度高,社會穩定,又有中產階級,可以實行民主了,不是嗎?可以共產黨也不願意開放。

可惜是,我們錯過了一九八九年,這個可以和平改革中國的機會,現在只有經濟改革,沒有社會改革。中國的社會的情況,與Max Weber年代的德國社會一樣,只有經濟高速發展。在○五年,北大教授???曾提出,中國可能會有大規模示威爆發,這教授也不是甚麼敏感人物,就連這些人也說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往往肥了既得利益者,民主改革就無寸進,這種不健康的經濟發展,只會令社會予盾越來越深。中國政府一定要有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肯定六四。(待續)

PS:最後只有公信報,聘請了友好C報導,周日公信報就可以看到王丹了。

牛津八.王丹演講:Rethinking Tienanmen Square Movement in 1989(二)

昨天幫S看了一份藝術史的研究,題目是:Quality, Demand, and the Pressures of Reputation: Rethinking Perugino。好的藝術史研究,像扣人心弦的偵探小說,層層拆解,讓你手不釋卷一直追下去,正如我去年寫的,「西方藝術如何傳入日本」,是令人拍案叫絕的研究。

Perugino是文藝復興年代的名畫家,他生前也是名畫家,只是他的人生太長了,晚期也沒有重要作品,死後也被遺忘了。研究的學者Michelle O’Malley相信,若Perugino早死一點,他的歷史評價會高很多,大家就認為是英年早逝、天妒英才了。

研究內容,日後有機會詳談。其中一項結論是,原來畫家的收費,與Supply and Demand無關,其他與經濟無關的考慮才是最重要。畫家不能讓自己「死去」,所以要不斷有作品面世,於是即使錢再少的工作,只要贊助者是社會賢達,可以提高畫家的江湖地位,畫家都會接生意,名畫家也是一樣。

只是,名畫家總會有報酬,即使錢在少。藉藉無名的畫家,只可以贈畫了。

繼續王丹的演講。

王丹感慨,現在的中國看六四,覺得是上個世紀發生的事(a thing of another era),當年的學運領袖,很多都流亡國外不能回家,中國政府也不發護照給我,剝奪我的中國公民權,???昨天才獲釋,他被抓是因為在家中搞民主沙龍聚會,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都現在也不能

中國要發展民主,一定要先發展公民社會,中國長久以來的政治文化,都是相信統治者,但我們對他們有太多不實在的期望了,唯一只可以靠發展公民社會。國際社會可以協助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支持和協助中國的維權運動,可以支持中國的NGO發展,中國已有不少關注醫療、環境及弱勢社群的組織,外國的經驗協助,可以讓他們管理得更好,及支持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等。

外國的NGO可以要求他們政府,關注中國的狀況,培訓中國的NGO,讓中國的NGO與世界接軌,協助中國建立公民社會;大學邀請中國的異見人士演講,讓他們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源自歐洲,中國則仍然堅持鎮壓六四正確,但因為經濟利益,歐洲既不關注自己的人權,也不關心中國的人權。若這樣再繼續下去,歐洲是得不到尊重的。

答問環節:
問:「你說,既然不能寄望黨領導改革。你所談的改革,其實就是要革共產黨的命!我們是否真的要民主?最重要是餵飽十三億人民,讓大家安定生活!若由你來管,我父母有沒有可能供養我來這裡讀書?」

答:讓你讀書不是我的責任了。台灣的經驗就是,台灣的民主是沒有經過革命。我不是對共產黨無希望,我不期望胡溫習李,但再新一代的領導人,是經歷過六四的一代,還是可以有些希望的。

民主是文明的表現,人活著不只是為了食飯!

問:回顧六四,有甚麼地方做錯了?
答:我們犯了兩個錯誤。由開始,我們一直告訴自己,這是學生運動。但絕食後,運動越發越大,由學生運動變成大型政治運動,但我們無視這種改變,仍然當是學生運動來組織。

結果,我們錯過了與黨內的改革派合作的機會,也沒有爭取更廣泛的支持,例如工人及知識份子,就算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要與我們對話,我們可惜也拒絕了。

第二,絕食的時間不妥當。絕食對運動及後的發展,超乎我們所料,我們還以為,時值戈巴契夫訪華,政府翌日即趕學生離開,絕食最多也是一兩天。但結果反而是越來越來,隨後也失控制了。

問:(關於新一代)
答:若果韓寒當年在天安門,他肯定可以比我們叫更多人到廣場!我在sina.com.cn也有blog,可惜昨天已被政府封掉了。(他會後閒談時說,blog開了半年,每天都有千多二千人,總共有六萬人次瀏覽,共產黨要封也封不了,我都是用假名,只有讀者才知道那是我。有人開了八個,我也會再開另一個。)

問:東歐變革的啟示?
答:我只想共產黨做兩件事,其實也不是做,而是不要做!就好像劉曉波,只是簽了個溫和的08憲章,就被投進監獄了!民主,第一件事就要容忍(be tolerate first)!第二,就是讓人民有政治選擇權,不要說中國不能行民主,民主就是貨比貨,每人也懂得到超市挑便宜的貨!

問:為何只有89年的學運,才可以影響如此深遠?78年的西單民主牆就不可以?
答:六四前,都連續有些運動,例如…六四只是延續。文革過後,大家才明白民主的重要,沒有民主,才會發生文革這種事...

2009年3月8日星期日

牛津七.王丹演講:Rethinking Tienanmen Square Movement in 1989(一)

在內地,六四、民主、王丹的消息是讀不到;在台灣,大陸的民主是大陸的事了,與台灣沒有甚麼關係。在世界,大家都指望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打救世界經濟,中國的市場,可以帶挈多幾張訂單,挽救西方經濟,中國人權問題還是不談好了。

香港是唯一一個,仍然關心六四的地方,只是興趣也越來越少了。六四的報導,年年買少見少,香港還可以撐多久?

問:在八九年提改革,是得到普遍社會的支持。但現在經濟發展了,總會有些既得利益反對改革。政治運動,現在是否比以前更難出現?

答:我們不是政府的敵人,我們也相信政府!但我反而認為,現在更有可能出現改革。經濟危機,工人回鄉後又沒有地,找不到飲吃,若他們一窩蜂又湧到城市,問題又怎樣解決?當然,現在的學生與我們那一代不同了。但發動運動的,可能是退休人士、下崗工人。胡溫肯定比我,更擔心中國的穩定!

問:中國多年來的學生運動,都無成功過,不同意你說,六四是可以成功的,即使趙紫陽支持也沒有用。你有沒有聯絡其他民運人士?有沒有東西會做?

答:我仍然相信六四是可以成功,黨內是有改革的聲音。我與其他民運人士都有聯繫,只是我們做得不太成功,有些已失去聯絡了,有些仍繼續,我們會在今年的六四日重聚。

問:為何不撤離廣場?
答:趙紫陽可是失勢後才到廣場了,他來,其實是跟我們道別了,之後就被軟禁。其實很簡單,我們絕食了七天,只是要求《人民日報》更正社論,及與政府對話,但沒有結果,我們又憑甚麼叫學生撤離廣場?沒有人可以做到。我們沒有理由叫學生離開!

問:戴晴在訪問時,主張與政府大和解(reconciliation),甚麼情況之下,你否讓步和解?
答:我們是小數(Minority),我們被逼害(prosecuted),反而要我們去和解?這是compromise,我們是不會compromise的。

問:西方社會是否沒有好好利用奧運的機會,促進中國改革?
答:奧運至少讓中國開放一點,接觸到世界,這點是肯定的。

問:怎樣再看當年的運動?
答:我們都做對了。我們對國家有一股熱誠,參與運動也不是為自己,而是覺得這是年青人的責任,we did and never regret。至於當中犯的錯誤,就是策略的問題了。(完)

牛津六.Holocaust與以色列社會

Tom Segev是以色列著名的歷史學家。去年的Reading List也有一兩本他的著作,只是著作太厚、時間太短,沒有看了。上周四晚,他應牛津Israeli Society之邀,在Oriel College講,Israel and the Holocaust。Holocaust即是指,二戰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屠殺的慘劇。Segev由30年代開始,剖析1948年前,住在巴勒斯坦地的猶太人,及1948年後的以色列人,如何看待大屠殺。

二戰期間,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自顧不暇,又要與巴勒斯坦人周旋、又要與英殖民政府對抗、又要密謀怎樣從英國身上搶政權,社會是沒有大屠殺的討論,也沒有特別關心。到二戰結束後,他們才驚覺大屠殺之嚴重和殘酷。

很多人會以為,沒有Holocaust就沒有以色列,若沒有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國際輿論就不會同情他們,支持他們在巴勒斯坦地建國。

但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從來不是這樣想,Holocaust沒有幫助他們建國,而是摧毀了以色列國未來的根基,他們要更多人與阿拉伯世界對抗,現在一下子失去六百萬未來的居民,簡直嚴重打擊復國大計。

劫後剩生的歐洲猶太人,有不少都決定移居以色列。但早已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沒有特別歡迎他們,反而處處歧視白眼,若這些劫後餘生者,一早響應猶太復國主義,效發他們離開歐洲到巴勒斯坦建國,是完全可以逃離納粹的魔掌,這批人完全是咎由自取,若他們願為建國付代價,願意到荒蕪的巴勒斯坦,就不會被屠殺!

他們更認定,成功逃難的猶太人,大概也是貪心怕死、賣友求命,才有命生存至今,他們肯定是為了自保而犧牲其他人,人格好歹有限。所以,在建國頭十年,以色列社會從來沒有討論,劫後餘生者,也不敢告訴人家自己的經歷,彷彿大屠殺從來沒有存在一樣。

到60年後,這種情況才改變。

有一名仍在德國的猶太人,發現一名前納粹德國高官,秘密匿藏在阿根廷某處,他向以色列情治機關Mossad報料,姓名住址全奉上。但Mossad對線報愛理不理、三摧四請後,才派特工到阿根廷了解。特工去到發現,住址上的人名字不對,當然沒有把人捉回以色列。

報料者知道後哭笑不得說:「那有逃犯不改名換姓?地址上的,就是那個人!」Mossad隨後才把人捉回以色列公審,判處死刑。

大屠殺的討論,就在以色列社會引爆了。以色列人才發現,原來每人都有,曾經歷大屠殺的鄰居、朋友,社會才開始接納他們。

八萬五「不提不存在」。大屠殺不是八萬五,即使你不去提,它的幽靈也纏繞你,影響以色列的戰爭、決策;因為有大屠殺,以色列才早於五六十年代就要發展核武;大屠殺也被以色列政府利用,攻擊阿拉伯世界。埃及前總統Nassar是翻版希特勒,若不先發制人攻擊埃及,以色列人就會亡國、人民被屠殺,所以1967年的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只是以色列後來心雄,開多兩條戰線:約旦和敍利亞,把西岸和戈蘭高地一併搶回來)

對巴勒斯坦、對哈馬斯、對伊朗也是,特別是伊朗選了個狂人做總統,可以公開否定大屠殺。就是因為大屠殺,反而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慘況視若無睹,以色列人覺得,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比希特勒對猶太人好得多了。

但阿拉伯世界,對大屠殺的態度,也極有問題。在阿拉伯世界,沒有任何關於大屠殺的書,也不會去翻譯,普遍阿拉伯人,甚至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也不承認有大屠殺,認為這只是猶太人的宣傳和吹噓!

Segev又是如何看以色列未來?他說:「我們這一代人還相信可以有和平,但你問我兒子這一代,他們根本不相信和平,幾十年過了,和平也沒有來,憑甚麼相信未來會有和平?」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

牛津五.伊拉克、古羅馬到紐約時報(下)

很羨慕外國的大學,即使不實用、沒有經濟價值、再冷門的東西,都有人研究。原來,英國有一門學科叫「工業考古學」,研究工業革命期間,歐洲社會的工業機械、建築和都市規劃的轉變,工業技術的傳播。

香港的大學,開科取向全是經濟利益掛帥,只有香港的大學,才會提供十萬九千種不同的商科,人文學科的選擇少得可憐,不外是常餐午餐晚餐。大學九成研究對像都是大陸,彷彿全世界只有中國值得研究,越來越大陸化。

二.古羅馬與英國工業革命

牛津的科學科目,大部份集中在Linecra College。Linecra這學期有個系列演講,嘗試結合科學與人文。可惜發現得太遲,八個演講,已錯過了頭五個,第六個是,英國在羅馬帝國滅亡前後,經濟活動的變化。

羅馬帝國滅亡後,整個歐洲進入Dark Age,文明和經濟一同崩潰。原來,英格蘭地區倒退得最嚴重,就如上周的匯豐股價一樣,文明和經濟水平,一下子跌到前羅馬帝國年代。公元400年至700年,是英國考古學的黑洞,所有精緻的陶瓷、銀幣、城市聚落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全部消失,除了一些陶器,這段時期的考古發現將近食白果。

這些陶器的質素強差人意,與羅馬年代出土的差天共地;房屋也只是用木和泥興建,羅馬希臘式的石建築沒有了。英國技術水平,倒退回公元前300年。


為何會有這個分別?主講學者Bryan Ward Perkins其中一個解釋是:因為舊有的經濟秩序消失,陶瓷工業發達,是因為有英格蘭這個市場,但經濟活動是由帝國支撐,帝國不存在,要把陶瓷由英格蘭東部,運往英格蘭西部賣,是根本不可能,本地也不會要這麼多奢侈品。


現在的金融海嘯,不也是這樣嗎?


三.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John Burns

去了聽伊拉克,不能分身去這個講座。幸好友好C聽了,聽他轉述也十分有趣。

Burns將近駐勻全世界做記者,中國中東俄羅斯歐洲。他的第一項駐外任務,就是到文革時期的中國。

原來,在文革期間,中國只容許三間機構,路透社、德新社和紐約時報可以派記者。Burns話,他去中國前,曾問一個在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之意見,他勸Burns說:「不要用你的標準去看當地的人民,用當地人的標準好了。」

回望過去,Burns笑說:這是數十年採訪以來,最荒謬的意見。


由羅湖北上時,德新社的記者告訴Burns:「呢度係黐線的,走啦,無希望!」他到廣州,看見河上有條滿身傷痕的浮屍,他問官方翻譯:「發生甚麼事?」翻譯說:「大概是不小心掉到河裡。」他再問:「但身上滿是傷痕喎!」翻譯仍堅稱:「沒有呀,沒有傷痕呀。」

所以在內地,若聽人家說「大概」,一定不要相信,肯定是假話。


Burns隨後到養豬場,訪問了一個下鄉知青。知青告訴他:「我是因為毛主席的指導,要來豬欄學習,這些才是真正的知識。我過往學的根本沒有價值。」Burns就按傳教士的意見,用所謂中國人的標準,寫了他第一篇中國報導。

「這篇報導是他記者生涯最大的污點!」Burns笑說。


Burns最後當然摸老虎屁股,結果被共產黨下獄一段時間,最後驅逐出境!

就在他演講前幾天,英國有兩宗大新聞,一是保守黨黨魁Cameron有殘疾的兒子逝世、一是Goody的婚禮。Goody因電視劇《Big Brother》、辱罵印度女星聞名,Goody患了末期子宮頸癌。


Burns說,在二十年前,Goody之類的新聞,《紐約時報》根本不會報導;但時代變了,總要顧及現代人的口味,報紙總不能抽離社會。

2009年3月6日星期五

紅酒古城.聖特美安

《JET》3月2009年

(去年九月去波爾多、St Emilion及Pauillac一周。旅程寫了兩篇遊記,上半部投去《茶杯》,下半部投去《JET》。

稿費有多少?可以支付整個旅程,及Cheap cheap航空EasyJet來回波都及倫敦的機票。

所以,稿費是用來幫補,絕不是用來生活。靠寫旅遊費生活的人,只能在旅行期間食飯,回家後就無錢開飯了。)

(法文,St Emilion是讀成 St te mi li on,所以我譯為聖特美安。單是Emilion這個字,我譯為艾美安)

波爾多一帶是法國最馳名的產酒區,即使你不愛喝紅酒,你也肯定會愛上這裡,望無盡頭的葡萄園、豐滿多汁的葡萄、如詩如畫的風光、以及這坐紅酒小城、聖特美安(St Emilion)。

這裡是如詩如畫的中世紀古城,美得不太真實,不用買明信片了,隨便在街上拍一張便是。殘破的城垣、班駁的教堂、蔓生的葡萄,是一扇時光門,彷彿自查里曼大帝以來,一切都沒有動過。

這裡是歷史最悠久的釀酒地之一,千多年來,這裡的酒莊沒有休息,由公元7世紀,僧侶為聖餐種葡萄樹、釀葡萄酒起,到今天,奧松莊(Chateau Ausone)、白馬莊(Chateau Cheval Blanc)的天價紅酒。

這裡也是一座聖城,一磚一瓦,是上帝的神蹟,也是殉道者的血和肉,主教堂的鐘聲,每天都在述說這個故事。

人口只有數千人的聖特美安,於波爾多以東。片刻,葡萄田已在兩旁,遠方有小丘、有山谷、有農莊、有教堂、地勢高低起伏。小城的火車站坐落在葡萄田的中間,一點也不顯眼,但不用擔心迷路,只要跟著前方的遊人走,約十五分鐘後,抬頭看,古城就在小山上。

雅緻的小城,一直沿大街走,不消十五分鐘,就可以由南端到北端。從遠觀,古城平實得很,除了高聳的教堂鐘樓,屋子都不特別顯眼,但走在城中,又發現每間屋、商店和餐廳都各有特色,不少是有一扇拱門在外,內裡的就像中世紀修士隱居的洞穴,有如走入時光隧道,時間就在這刻凝固了。

不要以為走在小城就不會迷路,迷宮似的小街是萬花筒,各種花香、草香、新鮮出爐的杏仁曲奇餅...引著你拐彎抹角,然後又豁然開朗,重覆又重覆,直至你迷失在小城中。

再奢侈,也要在古城住過兩三晚,才可以感受這裡的一磚一瓦。晨光時份,遊客仍未到,陽光在城內迷宮般的街道流瀉,聖城就像快要升天;中午遊人如鯽,到處都是人;夕陽西下,遊客逐漸散去,古城又回復幽靜,夜幕低垂,街燈把城染得一片燈黃,城內的露天餐廳,是一幅梵谷的畫。

沒有天主教,聖特美安也不會有紅酒業。早於公元五世紀起,已有關於紅酒的記載,但當時的釀紅酒只是為了聖餐的需要,因為耶穌在最後晚餐,以葡萄酒喻作他的血。大規模種植葡萄釀酒,是十三、四世紀始之事了。

聖特美安多山丘、它的泥土,是由石灰岩經風化、侵蝕後變成黏土,較易收藏水份,這種環境土壤,孕育出來的葡萄酒也不一樣。民宿老闆娘丹妮說,聖特美安的酒,一般被認為果味比較濃。

法國每個產酒區,都有自己的排名制度,聖特美安的排名制自1954年開始,這裡八百間酒莊分為五等。最高級的叫Premiers Grands Crus(Class A)級,只有白馬莊和奧松莊位此列;二等莊是Premiers Grands Crus(Class B)級,有十一間酒莊;第三級的Grand Crus級有四十多間;第四級的Crus Class有百多間;剩下的數百間,一律稱為聖特美安級。

聖特美安排名制的特色,就有升班降班制,每十年檢討一次,越釀越好的酒莊可獲升級,退步的酒莊將降級。制度原意是鼓勵酒莊精益求精,但實行起來,就遇到極大困難,因為每次公佈新排名後,被降班的酒莊都不滿。所以,現在仍沿用1996年的排名,因為2006年的檢討,引起很大爭議。

聖特美安是公元七、八世紀,在這裡生活的聖人。歐洲有一條很著名的朝聖路,是由東歐到西班牙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相傳當年門徒聖雅各就走這條路到西班牙傳道,聖特美安就是其中一站。這座小聖城,自古以來,招待過無數的朝聖客。

艾美安(Emilion)是諾曼第人,後來才到這裡定居。聽導遊說,艾美安懂得行各樣神蹟,經常劫富濟貧,從貴族城堡中偷麵包給窮人,有一次他被守衛抓到,守衛看見他的大衣臃腫,勒令他脫下大衣,看看衣內有甚麼東西?艾美安脫下大衣後,裡面的麵包都變成木頭!

艾美安最後的十八年,到住在城一個洞穴修道,終日不見世面,但由於他會行神蹟,每天都有信徒遠道從來見他,傳說他浴室的水,可以令盲人重見光明,坐在他的椅子上,不育的女士也可以生育!艾美安死後,這個城也以他為名,從此叫聖特美安。

後來,北歐的維京人肆虐歐洲沿海,維京人每次一侵,都會搶掠、殺教士、燒教堂,為了躲避維京人每年來犯,公元九世紀左右,教士決定把教堂「收藏」在石灰岩中。他們選了一塊巨大的石灰岩,鑿開四個窗後,就把整塊大石雕空就教堂。他們雕了一百多年,終於雕好一間教堂。

很難想像,二十多個僧侶,只有簡單的工具,就要把一坐山裡面的石頭,全部鑿空,在裡面建一個教堂,愚公移山原來不是神話,僧侶們,日復日、年復年,今天鑿一些、明天鑿一點,老僧侶死後、年輕的僧侶接棒,用了一百多年,終於鑿好了這坐教堂。

教堂在一天建好,肯定是神蹟;但數代人前仆後繼,用百多年去建教堂,對很多人來說,也可算是神蹟了。

教堂原本只有四個很小很小的窗,就是由這四個窗開始,把整塊大石雕空,大窗及鐘樓都是後來加建的。由於石炭岩會滲水,日子久了會越來越弱,當地政府也花好一段時間,加強整固教堂結構,好讓教堂可以撐得下去,現在要進入教堂,一定要參加旅遊局帶的團了,進去了也不能拍照。

記得耶穌曾說,對於不信的人,讓他看再多的神蹟,他也不會相信。我想我是看過了神蹟,或者在不久的將來,我會相信的。


注意事項:

交通
由波爾多的火車站,坐火車到聖特美安,車程只是40分鐘,價錢約8歐羅左右,平日班次算頻密,但周日就很稀疏。

到波爾多,可以先到巴黎後坐TGV高速火車;或由倫敦乘坐廉價航空Easy Jet前往。只要訂淡季、或平日的機票,價錢可平至5、600元港幣來回。


有些聖特美安城附近的酒莊,同時提供民宿,雙人訪價錢約50歐羅至80歐羅不等。聖特美安旅遊局網頁,關於酒店及民宿的資料詳盡,可以參閱:http://www.saint-emilion-tourisme.com/


餐廳Le Tertre值得推介。是城內唯一獲米芝蓮指南推薦的餐廳,最吸引是頭盤的鴨肝、及甜品的雪糕蛋糕。Set Lunch價錢約20 Euro、Set Dinner是28 Euro。筆者遊覽的三日間,小城只有這間餐廳,每晚都坐滿客。

遊覽季節

盡量避免冬天和春天前往,因為樹葉都落了,只會看到一大片禿枝。夏天和初秋較適合,可以看到城外的山坡、全是綠油油的葡萄田。酒莊一般要先預約才可安排參觀,一般酒莊都會收取6至10歐羅的入場費。有些酒莊,例如Chateau Franc Mayne,更會在收割季節,讓旅客到葡萄田親自嘗試摘葡萄。

但每年收割的日子不定,出發前請確定清楚。酒莊網頁是:http://www.chateau-francmayne.com/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牛津四.伊拉克、古羅馬到紐約時報(上)

整個二月都在忙,忙寫稿(寫以色列選舉、Eurovision歌曲比賽、摩洛哥旅遊、去年的St Emilion、書評、六四廿周年的東西...),聽學術研討會(Newsweek Correspondent談Obama、法國在二戰如何暗中支持、猶太人恐怖組織對抗英國政府、以色列大選總結、BBC高層談Impartiality...),及看書看雜誌(每天報紙、The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Runners World, London Marathon, The Other Colours by Orhan Pamuk)。

還有開始自修伊斯蘭財經、及單車訓練。S弄了一輛Racing Bike給我,原本以為連平衡也做不了,根本沒有能力踩,但舊單車被偷(壞brake、生鏽的爛車都有人偷),總要硬著頭皮,推單車上馬路。我比想像中厲害,只是踩兩天,已經得心應手,還可以跟巴士鬥快,只是因一次要避路人而PK。

我愛寫作,但我的寫作能力糊不了口,若你不是姓董叫橋、姓陶叫傑、姓龍叫應台、或姓林叫行止,也不要期望可以靠寫作維生。

這種生活充實、知性,但奢侈;人家都在海嘯中爭紮,匯豐跌穿十幾年的低位,我的身家又少一截,但同時又過著這種超現實的生活。夜欄人靜看書時,聽到針落在地的聲音,我懷疑是在夢中。

一.伊拉克前副總理Ahmed Chalab.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反思

(拖了一周,才有閒情把演講的內容記下來。記憶已開始消失,若再不寫下,遲些就會忘記了)

未去演講前,我根本不知道Chalab是誰。原來是伊拉克的重要人士,怪不得這場演講,要由小小的Middle East Library,搬往Nissan Lecture Theatre。

薩達姆年代,Chalab是流亡美國的伊拉克異見人士,大概類似伊拉克王丹、魏京生等。只是王丹比他溫和得多,Chalab要推翻薩達姆,要協助美國發動政變,王丹也只是要中共改革而已。

Chalab很「幸運」,遇上布殊要剷除薩達姆。他於1992在美國成立的National Iraqi Congress,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也有一點點影響力,薩達姆被推翻後,Chalab當然在伊拉克政府撈一官半職,曾做石油部長及副總理,但他在伊拉克不受歡迎,大概是貪污或行政失當,沒多久就下台了。

布殊的伊拉克政策失當後,INC成為代罪羔羊,被外界批評「誤導」美國,訛稱薩達姆擁有「大殺傷力武器」。

演講重覆過去十多年,美國如何干預伊拉克,美軍攻伊拉克的一些小道消息(中途睡著,遺忘不少),及美國管理伊拉克時,臨時政府的貪污(例如:一間成立幾個月、資本額只有數千元的公司,可以奪得數億元的採購合約),及伊拉克的內戰等,美軍到07年才明白,維持和平不是與武裝分子作戰,而是要付美鈔給他們,so that they don't shoot us!問答環節精彩,節錄如下:

問:你要不要為伊拉克,數十萬平民死亡負責?

答:「伊拉克發生的是悲劇,但推翻薩達姆絕對正確!在伊拉克,根本沒有人會支持薩達姆,我們提供情報給美國,說伊拉克人不會為薩達姆抵抗美軍,很快就可以殺入巴格達,但美國還不相信我們。事實證明我們才是正確。」

「不推翻薩達姆,讓薩達姆政權繼續下去,難道才是正義?過去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薩達姆政權?讓薩達姆政權繼續存在,是否對得起那些,被化學武器殺害的庫爾德人及什葉派平民?在以前的伊拉克,只要你在餐廳,批評薩達姆的兒子烏代,過一會你就會被帶走,人間蒸發!是否要讓這樣的政權繼續存在?」

「我告訴你,五十年前,科威特是一塊爛地,科威特對面的巴士拉,是現代社會。現在,科威特是現在社會,巴士拉是一塊爛地。這又是誰的責任?這就是薩達姆政權的貢獻了。」

問:你們是否提供錯誤情報,刻意騙美國助你們除去薩達姆?是你們利用美國,還是美國把「大殺傷武器」的責任,推卸給你們?

答:「哈哈!我們INC只有幾個人,即使我們實牙實齒,亂編情報說薩達姆有大殺傷力武器,怎可能因為我們幾個人,就有能力影響布殊的決策?你是布殊,你會信我們幾個人?還是信CIA?」

「CIA是龐大嚴密的情治機關,有自己的情報網絡,也不是靠我們提供情報。難道不去怪CIA,而是怪我們幾個人?」

「至於誰利用誰,我只想說一個比喻。美國這個大國,誰也不可能利用它。想像美國是一輛火車,但我們是路上的人,我們要上山,唯一方法就是跳上這輛火車。這輛火車最終上不上山,我們不知道;我們會否中途掉下車,也不知道。

我們只能希望,這輛火車可以送我們上山頂。現在,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布殊已卸了任,我們就回去接掌伊拉克政府了。」

「推翻薩達姆,伊拉克才可以有新的開始。伊拉克已經不起再有甚麼打擊,告訴你,我們到現在還沒有09年的預算案、國會也選不出議長。我們到現在,仍要付賠償給科威特。伊拉克九成收入都來自石油,我們今年預計有20Billion的赤字要填補。伊拉克與鄰國的關係也很重要,我們要與伊朗、土耳其和敍利亞建立良好關係,才可以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