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九．王丹演講：Rethinking Tienanmen Square Movement in 1989（一）

牛津每年都有一個，讓記者進修半年的Fellowship program，香港傳媒界有一名代表。今年是傳媒友好C，多得他通知，我也可以才以路人甲身份，旁聽這個program的研討會。金融危機下，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廣告和銷量下跌，網站點擊率節節上升，但點擊率無法變成收入，讀者慣吃免費午餐，網站若收費就情願不吃。

讀者習慣免費午餐，一層壓一層，有外國小報館為了生存，只好壓縮成本，不請記者，稿件由有興趣、有時間，不計報酬的路人甲提供。例如，體育新聞就找球迷客串寫，這樣就不必派記者採訪。

這種風氣也吹到來香港，於是王丹在牛津的演講，或許大多數傳媒認為，王丹沒有多少新聞價值了，即使今年是六四廿周年，也不願意找人採訪。要付費的午餐，傳媒就不吃了，只想吃免費午餐。

可恨的是，我既不想老奉做「義工」，但也不想仍會對六四有感情的市民，沒有機會看到這消息。唯一方法，是把演講放在這裡，若有心人看到、特別是新聞界的讀者來到這裡，請隨意轉載。版主沒有錄音，只是盡量憑記憶。

內地年青的一代，很多都不知王丹是誰，六四在內地的禁忌，但牛津St Antony College的講堂內，還是有很多內地學生。入講堂時，有個內地學生問我路，我問他：「你認不認識王丹？」他說：「六四是我九歲，當然也知道他是誰了。」

內地新一代的思想很難理解，讀牛津也不例外。有個博士生竟問王丹：你說，既然不能寄望黨領導改革。你所談的改革，其實就是要革共產黨的命！我們是否真的要民主？最重要是餵飽十三億人民，讓大家安定生活！若由你來管，我父母有沒有可能供養我來這裡讀書？

這種問題，竟然還有一些掌聲支持！

演講後，仍有學生與他繼續討論，中國可否行民主的問題，也包括上述這位博士生，這學生還向王丹拿名片。有個女學生問王丹：「90年代時你做甚麼？」他們連王丹要坐牢也不知道！王丹在八九後，除了93年短暫獲釋，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監獄。

王丹的經歷，他們不知道很正常，因為共產黨只想把這段歷史抹去。

王丹與版主一樣，遇到畢業等於失業的問題，他這半年就在牛津的St Antony學院做研究員。他說，六四的學生只是要求民主、反貪污腐敗，也只有民主才可以杜絕貪污，因為貪污已成為共產黨體制的一部份，共產黨也不容許在體制以外，有監察貪污的機構，這等於挑戰共產黨的權力，唯一方法就是行民主。

六四民運的失敗，是公民社會的失敗，是貪污的勝利、是共產黨tyranny的勝力。於是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再沒有政治改革了，共產黨也不願意改變，結果，社會就要付出代價，公義無法在社會彰顯。

但更荒謬是，有人竟指責「六四阻礙民主」！我們在六四的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改革，我們絕食，只是要求政府收回《人民日報》，指責學生搞動亂的四二六社論，以及要求與政府公開對話，當時我還提出更多意見，但被指是激進而被駁回，因為學生都不想逼政府太多。怎可以叫學生運動是動亂？

我們曾經期望趙紫陽、92年期望朱鎔基、現在的胡溫、甚至未來的習近平、李克強會改革，但我們一次又一次失望了。

很多人會說，中國人口太多，人民教育程度低，不利實行民主。香港小，人民普遍教育程度高，社會穩定，又有中產階級，可以實行民主了，不是嗎？可以共產黨也不願意開放。

可惜是，我們錯過了一九八九年，這個可以和平改革中國的機會，現在只有經濟改革，沒有社會改革。中國的社會的情況，與Max Weber年代的德國社會一樣，只有經濟高速發展。在○五年，北大教授？？？曾提出，中國可能會有大規模示威爆發，這教授也不是甚麼敏感人物，就連這些人也說了。

中國的經濟發展，往往肥了既得利益者，民主改革就無寸進，這種不健康的經濟發展，只會令社會予盾越來越深。中國政府一定要有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肯定六四。（待續）

PS：最後只有公信報，聘請了友好C報導，周日公信報就可以看到王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