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家喜歡我鏡頭下的馬拉松風景,不妨Click樂施會的標誌,資助他們的扶貧工作)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給愛爾蘭毅行者贊助人(一)



謝謝大家的慷慨,愛爾蘭毅行者籌旗行動只有一個多星期,我們隊已經達到目標的一半。大家的熱心,令我出乎意料!

愛爾蘭的路線由英國的北愛,跨過邊境到愛爾蘭(見圖)。距離一樣是100公里,最高的山是四百多米,但時限只有30小時。(外國的山幾近沒有石屎路,走上來較香港舒服很多)最特別,還是中間有一段要坐船,我肯定沒有毅行者可以坐船!

自2004年起,我每年都參加一次毅行者(只斷了06年一次纜),其實我從來沒有計劃要年年參加,年年走同一條路也很乏味無驚喜,但07年參加日本毅行者後,才發現外國毅行者原來極好玩,從此我玩上癮,由香港、日本、到去年的英國、今年的愛爾蘭,很希望在未來五年,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荷蘭、比利時,環遊世界毅行者,然後再寫一本小書。(對不起,未來還有很多機會要向大家籌錢!)

香港和日本,最低消費只是數千元一隊,自己籌自己付也可以,但外國的毅行最低消費重輒過兩萬,愛爾蘭是2000euro(約港幣21000元),去年的英國是1500鎊(當時匯率計是22500元),逼於無奈一定要動員各方友好。如此經濟環境,我早有「每人一舊水、找夠200人」的心理準備,其實要找人捐一舊水,給半個地球以外的愛爾蘭Oxfam也不容易,雖然Oxfam無疆界,但誰會突然捐錢給愛爾蘭Oxfam?無論捐多少,我也十分感激你們。

你們有些人是我的前隊友(Pat),有些人差點是我隊友(Sandy),有些人曾有參加過(耀哥),有些人與我行過山(耀哥與Edison)。

對我來說,每人都應該參加一次毅行者與馬拉松,特別是外國的毅行者。毅行者比馬拉松更好,馬拉松是個人、是孤獨的運動,但毅行者是可以與朋友一起參與,與三個友好朝夕相對、一起走100公里是很奇特的經驗,從此後,大家的關係昇華了,之間多了一種特殊的bonding,多了一種溝通的語言,因為有些東西,只有你的隊友才會明白你。

毅行者還給你一大堆,可以帶落棺材的回憶。我永遠記得,在日本終點前那個富士山的日落;凌晨三時凍得要命,可以與隊友在金時山頂的茶屋吃熱湯麵;跣到PK的第三段和第八段;在英國,黃昏下山前一同擺Post合照,日出前抵達CP7的那個軍營帳幕,隊友不小心中刺,還有無數個在山上講的笑話...

大部份贊助我的人,都沒有參加過毅行者,希望有一天,你們會由贊助人,變成參加者,好讓我有機會回饋大家的支持,讓我贊助大家。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

倫敦馬拉松.《茶杯》09年6月


倫敦馬拉松的歷史不算最悠久,很多城市,例如巴黎、巴塞隆那、都柏林,都比倫敦先辦馬拉松,但倫敦馬拉松享有最殿堂級的地位,與紐約、柏林、芝加哥和波士頓,成為世界五大馬拉松之一,最頂尖的選手一定錯失倫敦,不少世界紀錄都在這裡擦新。

倫敦馬拉松,是世界級的競賽,也是燃燒全城的魔術。這一天,倫敦人忽然放下冷傲,百多萬市民蜂擁而出,密密麻麻的站滿賽道兩旁,築成42.195公里的人肉長城,前所地有地團結,給所有運動員拍掌打氣,震耳欲聾的人聲、掌聲、歡呼聲,令你喘不過氣。

這個馬拉松,也是奇裝異服的花生騷,跑手們暫時放下專嚴,不介意扮超人、扮野獸、扮女人、扮男人,像派對表演巡遊,娛樂夾道歡呼的市民,誰可以吸引更多鏡頭、眼睛,就勝出這場比賽。

但請不要看輕他們,以為他們「阻住地球轉」,這些跑手其實比一般人更強、有更多訓練,誰可以穿這些衣服,跑三、四個小時?我就早以中暑窒息了。說不定,她/他比你還要快得多呢?

這個馬拉松,更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籌款活動,單是去年已籌到超過五億港元,款項比十年的香港毅行者還要多。由81年到現在,倫敦馬拉松籌的善款,超過五十億港元。

可以參加倫敦馬拉松,對英國人來說是幸運、是專利、更是榮譽。只是兩天時間,已經有十二萬人報名,但入圍的十二萬人要先抽籤,只有二萬多人獲得一紙號碼布。告訴倫敦人,你曾經參加倫敦馬拉松,沒有號碼布的,對你既善且妒;沒有能力跑的,就會肅然起敬,覺得你了不起。

可惜,明年馬拉松比賽的十二萬個名額,開始報名後的三天內,已經搶購一空了。幸好,每年大會,都會分配一萬多塊號碼布給慈善團體,想明年四月參加倫敦馬拉松,還可以為這些團體籌款。

只希望有生之年,我們的馬拉松,也可以辦得像倫敦一樣好。

日期:四月下旬的周六
時限:八小時
賣點:數十萬市民的啦啦隊、泰晤士河畔風光、最頂尖的比賽
名額:四萬六千人
網頁:http://www.virginlondonmarathon.com/

津巴布韋為何這麼紅?《亞洲周刊》6月21日

(四月寫稿時,加蓬總統仍在生,現在已逝世了。交稿後,我也沒有再跟進何時出了。他於這段時間逝世。)

津巴布韋為何這麼紅?

近年來,最受關注的非洲國家,肯是是南部的津巴布韋,特別是去年三月、津巴布韋大選後,差不多每周都有津國的新聞在國際傳媒。甚至連一向忽視非洲的香港傳媒,突然也要跟進該國消息,因為津巴布韋總統穆加比的女兒,原來在香港城市大學讀書;總統夫人Grace Mugabe在香港更拳擊英國泰晤士報記者,不過就被香港律政司豁免起訴。

西方傳媒對津巴布韋選舉及其後政局發展,與其他非洲國家比較,也出乎意料地備受關注。舉例說,尼日利亞選舉有超過二百人死亡,尼日利亞是非洲重要產油國,地緣政治肯定較已淪為一片爛地的津巴布韋重要得多,但尼日利亞選舉,在傳媒眼中彷彿不存在過,也沒有多少人關心該國的政局。

近年受傳媒注意的程度,可以與津巴布韋選舉比較的,只有肯亞的選舉,因為該國長久以來,被視為較穩定的民主體系,但也在去年初大選後,爆發大規模暴力衝突。

穆加比在西方,也差不多成為,人人得而誅之的獨裁者。但若以總統在任年計,還有很多非洲獨裁者的在任時間,比穆加比更長。穆加比由1980年四月起上任,至今出任總統廿九年,但加蓬的總統Omar Bongo已做了四十一年總統;其次是炸毀泛美航空客機的利比亞總統卡達菲,做了三十九年總統,由1969年至今。

還有,與穆加比差不多同期,的赤道幾內亞(中非產油小國,但沒有國土位於赤道之上)總統Obiang Nguema Mbasoiigo(04年曾粉碎一次,由戴卓爾夫人之子有份參與的政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及喀麥隆總統Paul Biya。埃及人權狀況也不好,伊斯蘭組織的成員經常受政府逼害;喀麥隆更通過第二次修改憲法,容許Biya可以2011年再參選總統。

但這些獨裁者都沒有被西方政府、西方傳媒批評,他們獨裁的時間太長,即使他們國家的人權狀況,好不了津巴布韋多少,因為穆巴拉克是美國和歐洲的盟友,協助他們圍堵極端伊斯蘭組織,因為卡達菲願意與美國和解,賠償給泛美航空空難的受害者家庭,於是他們就成為西方眼中的好孩子。

津巴布韋的情況究竟有多壞?我們看到的,是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失業率高達八成、人均壽命跌至四十歲左右、最近霍亂肆虐、白人的農地被強佔、總理夫人懷疑被政治暗殺等。但對比起其他非洲國家,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索馬里衝突的平民的傷亡,肯定遠遠超於津巴布韋。非洲情況最惡劣的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近十年的平民死亡人數,更接近六百萬人,差不多是津巴布韋人口的一半。

穆加比固然是值得批評的暴君,人民水深火熱、太太拿民脂民膏,到香港血拼名牌,穆加比任內的二十九年間,撤底摧毀津巴布韋的經濟。穆加比刺激西方國家的神經,始於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內戰,穆加比垂涎該國的礦產,也想趁火打劫、順勢撈一把,於是派兵支持該國的卡比拉政權對抗叛軍,結果引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滿,發展經濟的貸款,結果被穆加比用來打杖。

導火線則是,穆加比的土地改革政策。一直以來,津巴布韋是非洲的糧倉,八十年代埃塞俄比亞饑荒,津巴布韋甚至有能力捐助糧食,但今天,津巴布韋農業已接近癱瘓,因為穆加比以土地改革、重新分配財富、還富於黑人為理由,由2000年起,鼓勵親信、盟友和支持者,強行霸佔白人農場的土地,但農場的新主人,又缺乏知識和能力管理耕地。

土地問題,又是追溯至殖民地年代。津巴布韋的面積比日本大一點,人口有一千三百多萬。與不少非洲國家一樣,津巴布韋前身是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Rhodesia),二戰後,非洲民族主義抬頭,殖民地的獨立潮於上世紀50年代中始展開,英法等國也明白帝國的年代過去了,讓各國獨立是無可避免。

羅德西亞也遇到同一問題。英國政府希望把政權,轉移給一個有大多數人支持的政府,這即代表當地的白人自治政府將會失去治權,因為羅德西亞的黑人,根本不支持這個小數白人政府。為了自保,白人自治政府於1965年,單方面宣佈脫離英國獨立,並於1970年成立羅德西亞共和國,並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好讓白人政府繼續維持下去。

經過十年內戰,黑人終於在1980年取得政權,穆加比也成為津巴布韋的毛澤東。津巴布韋的白人人口,只佔0.6%,但就控制了大部份肥沃的農地,穆加比認 為,只有把土地從白人手中拿回,人民才是「真正站起來」,這就是津巴布韋的問題的根源。

於是,西方國家紛紛以人權等理由,停止對津巴布韋的經濟援助,穆加比一日不下台,一日就不給援助,津巴布韋的經濟隨即陷入困境,西方國家也透過傳媒對津巴布韋不成比例的報導,塑造穆加比成人類的眼中釘,不斷向穆加比施壓,要求他下台。

穆加比則搫擊,指西方國家想搞政變推翻他,津巴布韋人民的困境,是西方社會直接造成,他不會讓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得逞。

所以,即使津巴布韋已是滿目瘡痍,但因為黑人被白人壓逼的情緒及歷史原因,令穆加比在國內、特別在農村仍是有一定支持。以反對派崔凡吉萊(Morgan Tsvangirai)的民主行動黨(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就被視抹黑為西方的傀儡。

經過一連串談判,穆加比與崔凡吉萊達成協議,崔氏成為首相、穆加比留任總統。也因為崔氏上台帶來的改革,例如禁止黑人再非法霸佔白人土地等,令少部份發達國家,例如澳洲就重新向津國經濟援助,令國家經濟開始有些轉機。

但新政府可以運行多久,沒有人說得準,特別是崔氏遇上神秘車禍,太太「意外」逝世。只能期望,該國最壞的已經過去了。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EUR.羅馬 記載瘋狂恐怖歷史的建築群

《茶杯》月刊,09年5月
羅馬與北京都是古都,只是羅馬仍保存一點古貌,北京把可以拆的都拆了,老北京早已遠去。建築師梁思成勸毛澤東在北京外圍建新都,結果被毛主席視為大逆不道,北京的城牆全部拆掉,梁思成也難逃被整治的厄運。

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妄想自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他要把古建築拆掉,重建新的羅馬。但怎樣比較,墨氏還是較毛澤東文明一點,墨氏選擇在羅馬南端大興土木、另辟EUR新區,興建法西斯政府總部,殘缺不存的老城牆,仍矗立在羅馬市中心。

二戰的炮火,沒有在羅馬留下多少痕跡,EUR也沒有被炸毀;這個墨索里尼的烏托邦,今天則成為羅馬的商業樞紐,也保存了全世界唯一倖存的法西斯建築群。

EUR區離市中心不遠,由鬥獸場坐地鐵、車程不過是二十分。EUR是Esposizione Universale Roma(意指羅馬博覽會)的簡寫,是墨索里尼於1935年下令興建。EUR是墨索里尼的新羅馬,希望可以在1942年建好,以紀念法西斯掌權二十周年,及迎接同年的羅馬博覽會(博覽會因二戰停辦)。

墨索里尼是法西斯政府的鼻祖,墨氏開始執政時,希特勒仍是無名小卒。墨氏取得意大利政權受惠於共產主義的威脅,意共當年的勢力大,為了不讓意共上台,意大利商界、梵蒂岡教廷勾結墨索里尼,助他上台執政。墨氏上台後就中止民主,迫害意共,著名政治學者葛蘭西就因為是意共成員下獄,寫下《獄中札記》。

凡是獨裁者,對古典、龐大、巨型、高矗屹立的建築,都有莫明的偏愛,墨索里尼如是、希特勒如是、斯大林如是、毛澤東如是。法西斯建築的靈感來自古羅馬、古希臘和新古典主義,所有建築既宏偉、又巨大,會讓你感到渺小和卑微,建築外有廣場、有雕塑、有噴水池,入口就是巨型的石柱,排列成監獄鐵閘般以震懾訪客。

對於法西斯政權,建築是一項不可缺少的政治宣傳,獨裁者用建築來鞏固對國家權力的掌握。建築師為獨裁者編織一個妄想,把獨者者想像中法西斯社會,築成看得見的城市,將可怕的想像、變得眼前的現實。

墨索里尼這些獨裁者早已死了,那一代官處決的處決、逝世的逝世,法西斯政權也被推翻了,但EUR的壽命遠超於他的創造者。EUR的銅像至今仍屹立不倒,到今天仍繼續把右手,伸向四十五度角的前方,向無人的空曠展示納粹式的敬禮。

EUR區最有代表的建築,就是有如把羅馬鬥獸場壓成方型,再漂白的Palazzo della Civilta Italiana(意大利文化館)。

方型鬥獸場於EUR南端的小山上,登上館前的一百五十級台階,就如朝聖見皇帝一樣,望而生畏;它只是一個排滿圓拱形的方盒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但就撐起一個充滿張力而獨特的空間。館的頂層、前後兩面都寫上三排意大利文,說:「一個擁有詩人、藝術家、英雄、聖人、思想家、科學家和航海家的民族。」是赤裸裸的法西斯優生學的宣傳。

可惜,方型競技場目前仍在裝修,門口都被板圍起來,無法一窺內裡了。

競技場的另一端,是Palazzo Del Congressi(大會堂),是十四根花崗石柱,加上一個扁圓頂。會堂內,就像裝修工程完成得七七八八,建築材料放在地上,但沒有人告訴你,裝修來幹甚麼。

因為二戰,EUR工程全部停擺。法西斯政府於二戰後終結,但新政府沒有因為法西斯特色,拆毀整個EUR區,工程仍按原定計劃和設計進行,到50年代中後期,策劃了二十年的EUR也築好了,羅馬的商業區、政府辦公室也遷出市中心,搬往EUR。

原本為了展示法西斯主義的EUR,反而成為先進的城市規劃概念,把商業和政治中心遷出,減低市中心的交通負荷。從這方面看,巴黎和倫敦都較羅馬落後,巴黎市郊的La Defense商業區、和東倫敦的Canary Wharf都是後期才興建,香港就更加落後,連新政府總部繼續建在市中心的添馬艦。

今天的EUR,平靜普通得很;這些法西斯建築,除了有點兀突、驚訝於今天仍可以看到法西斯的遺產外,也不會有可怖與惶恐的感覺。如英國建築史學者Deyan Sudjic所言,EUR已掙脫邪惡的出身,忘記了歌頌法西斯主義的使命,擺脫了最初被賦與的意識形態。

EUR的存在,讓我們不會遺忘這段既瘋狂、又恐怖的歷史。

交通:
EUR區位於羅馬南端,由市中心坐地鐵,只需二十分鐘左右。可乘坐藍色線,並在EUR Palasport站下車。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六四後記.完結篇.《王丹談香港六四集會及展望未來》

我在英國,只與王丹見了三次。一次訪問,一次是他在牛津的演講,一次是香港各界(其實也只有十多人)歡送王丹。最可惜還是:我在這裡認識一些內地記者,我曾嘗試安排王丹跟一些內地記者茶聚,可惜只有少數記者有興趣,王丹最後也因事忙而無法安排了。

王丹為人不太熱情,談六四也很平靜。我肯定,很多堆填區的前同事,例如堆填教區主教,談六四時,肯定比王丹更熱情和肉緊。

問:香港的紀念對六四的貢獻有多大?

答:這很有用了,不要說其他,只是每年的維園晚會,就是令六四繼續堅持,活在中國記憶之中,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相信集會人數永遠不會少,幾萬人是基數。

香港還是很有用,中國社會完全是不道德的社會,維園晚會是中國社會的道德救贖,是最大的道德救贖。這是香港對這個民族最大的貢獻,跟我們當年發起六四相比,毫不遜色。

問:華叔老了,擔不擔心?

答:我也擔心華叔的健康,但生老病死真是沒有辦法。香港堅持了20年,歷史意義與六四本身已可以相提並論。我們只是堅持五十天,香港是堅持20年。

問:擔不擔心人數越來越少?大家越多越冷淡?

答:難道是永遠一揮手有一萬人,才是樂觀?《南華早報》還是有來訪問我嘛。(我幫南早做特約)

問:很多年青新一代,對六四都無概念,令人擔心呀。

答:我們這一代文革沒有概念,但我們還是發動了六四。今天的年青人對六四沒有概念,但他們可能會發動甚麼十一二、十二二、一一二二搞些甚麼事呢?也會有呀!

問:你希不希望到香港參加集會?

答:當然很希望到香港!只是不讓我來。

問:(忘記了問題)

答:人類社會走過的黑暗世紀很多。八九年,民眾展現的道德高度,我們曾經擁有一個這樣高貴的時期。最近還是有08憲章,政府要抓也抓不完,現在也有幾百人到北京市政府外抗議,星星之火。

問:你有沒有當年同學、朋友在中共中任職?有沒有聯絡?

答:這不能說,當年的同學若被查出來,這我不能回答,說完就完蛋了。

問:(再問一些回中國的問題)

答:今天我們做這些事有影響力,如果我完全沒有影響力,幹嗎冒批評?還是因為我有影響力。

問:若讓你回去,有甚麼條件可以談?

答:若讓我回去,技術上條件可以談,你怕我搞記者會,我可以不在北京見記者。但你要我放棄民主理念,不能批評政府,就不能。若要寫悔過書,我是不可能寫的。如果不讓我回去,也許恐怕只有偷渡。

在外國心靈很自由,比國內自由得多。在國內,我們也是被邊緣化,像劉曉波。中共的邊緣化相對成功,這幾年也不流放人。流放的唯一意義是,不能讓我們見家人。

問:你有上內地討論區嗎?

答:有讀者也不知是你,我有很多筆名,也有blog。

問:是甚麼網址?

答:不能公開呀,blog公開就封了!(他沒有告訴我,他的blog在那裡)(完)

王丹談柴玲及海外民運

越寫,越覺得見不了報實在可惜。問題不是我一人問,前輩施立儀比我更懂得問,有最好的記者、有大家關心的受訪者,可是還是無法刊登,實在可惜得很...這麼好的東西,這樣被浪費了。

問:當年你們怎討論是撤不撤出?

答:你說我溫和,其實我也是激進,溫和激進不是這樣去劃分,這對柴玲也不公平,我也曾主張誰也不要撤。我覺得外界的看法,對柴玲不公正。對所謂激進派也不公平。

問:你為甚麼排在通緝名單第一位?

答:我也完全不知道排在第一。應該是柴玲或吾爾開希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這可要問政府了。我的影響力肯定沒有他兩人大,但政府你要這樣排,我也沒有辦法。

問:現在柴玲很少出來了。

答:柴玲做得很對。首先,在民主社會,只要沒有做壞事,大家都要尊重呀,她這幾年完全堅持不出來,是認真思考的結果,我對她非常尊重,若連基本民主素養也沒有,追求甚麼民主?

柴玲對六四付出這麼多,但被批評得這樣,這對她確實是不公平,這個社會欠她一個公正。

她完全不出來做事,是完全understandable,是公正的。換著是我,我也不會出來。不論當年的錄影帶是甚麼狀況,不論她說了多麼錯的話,她是做了很多貢獻。外界批評她也不公正。

問:吾爾開希?

答:都是這些因素,社會對這些學生領袖太苛刻了,所以他們不出來做事,社會也沒有臉去指責他們。

問:是因為對他們苛刻,所以他們不出來?

答:至少這是原因之一。吾爾開希好一些,柴玲受傷非常深,你還要逼她出來做事,這是非常缺德。

問:你是否感到很大壓力?

答:我壓力很大呀,大家都說我形像好,但很多人也會對我有意見,有些人就會忌妒呀,就會挑刺。所以最好還是不要說我形象甚麼。

問:王炳章說,海外民運爛得一塌糊塗,你是怎樣看?

答:三個人都有政治,一間餐廳都會有勾心鬥角,何況是民運?美國政府也會有勾心鬥角呀!情況更嚴重。有制度組織都會出現這狀況,在海外的民運沒有組織制度,還能夠保持到這情況,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問:你怎樣看接受外國資助?

答:任何一個政治組織,只要沒有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下,接受任何組織捐助都可以呀。只要不附加政治條件。接受捐款沒有問題,共產黨接受蘇聯捐款也太多了。孫中山難道沒有接受日本支持?為甚麼今天海外民運,接受台灣、美國的錢有問題?這不值一駁了。

問:海外民運目前怎樣?

答:沒有外界所說的那麼差,二十年了,還能這樣堅持不放棄,我覺得外界太苛刻了。我覺得,單是廿年來,這批人不放棄,這些批評的人,那一個做得到?

還是很多人,二十年來年年做事,包括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各地六四活動,都是香港人在組織。(待續...)

王丹談學運領袖

少記者都有迷思,希望可以在記者生涯之中,與王丹談談話。其實,王丹與你我一樣,只是普通人一個,也是搵食和生活,關注找不找到工作,未來生活如何。他為民主付出很多了,自願又好、被逼又好,沒有多少時間留給自己,那一陣子,他緊張畢業後找工作問題,肯定比民運更多。

訪問中,我覺得王丹談得最好,是當年學生領袖中間的感情。

問:你又很像很樂觀,你說中國可能突變?

答:這十年前時間,我都在看書。隨著閱歷增長,心態已平和了,不會再悲觀和焦急,情勢不好,我反而越樂觀,社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嘛。以前,我會擔心中國為何不會變?為何大家已淡忘?這不是年紀的問題,有人較我老還比我焦急。

問:你跟天安門指揮部同學有沒有聯繫?

答:都有呀。吾爾開希、張伯笠、李祿都有聯繫,只是跟柴玲聯絡不多,其他聯系都多。我們還有固定的聯繫,有些事還是要一齊去做,例如紀念廿周年。我們準備在華盛頓舉行紀念,雖然不是人人都能來,有些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吾爾開希、王有才會參與紀念。

有時差問題、有些人無法聯繫了。

六四我們有四場活動,會在美國國會前有紀念儀式,這應該會是最多人。我們也有內部座談會,讓某些人聚在一起;開新聞發佈會,站在一起,發表共同宣言;還會有燭光紀念活動。我們還未討論宣言內容。

問:可否再講一點,他們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答:肯定更成熟了,過了廿年,也不會越來越幼稚。當然也有些人的思想觀點改變。有些人現在改變了,有當年在天安門負責的學生,說現在政府做得不錯呀,不要再講民主了。但這些人只是很少,只是千分之一。

我也看得豁達,不然我不會越來越胖!這是思想深化結果。

問:你們間的友情怎樣?

答:在國外,不像在國內生活,我們會比較平淡些,不是在國內那種,天天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可是我們這批人,跟其他generation,其他時代的人還會有很大區別。不論做各自不同甚麼職業,不同經歷,政治觀點有甚麼分歧,六四大家戰友的感情,大家重來沒有變過。

我們這麼多人,肯定各有總有親疏遠近之分別,但我們老講一句話:「我們這批人坐在一起,放一些六四的錄影帶,大家都不講話了,多少分歧也不說了。這種特殊的東西,六四帶給我們很有,別的世代都沒有。」

問:最近有看錄影帶?

答:我們看還會激動呀。最近沒有看,我們也不會老是看。

(待續...)

2009年6月10日星期三

六四後記三.《沒有機會見報的王丹訪問.三》

對中國的發展,應該樂觀還是悲觀?王丹說:「像四人幫被粉碎,江青被抓起來,在1976年、在江青被抓起來前五分鐘,全中國有誰知道中國會有巨變呢?」

誰知道未來發生甚麼事?我也不知道我能否活到明年。只是王丹用了很好的例子,令這個其實說完等於沒有說的話,多了一點意思和味道。

或者中國就如王丹所說,我們根本不知道,這頭巨獸未來會走向何方?

問:若你回去的條件是喪失自由,你會否回去?

答:若果把我關起來,我當然不回去!但如果只是跟蹤監視,我也願意回去。若果要談甚麼條件,例如說可以讓我回去,但就要跟蹤,你要跟就跟啦,反正我又沒有做甚麼虧心事。

我想回去看父母,這是人情問題。雖然杭州跟北京、跟倫敦與北京的距離是一樣的,但我回去是要看父母,是要盡孝道。當然他們可以出國,但他們都七十多歲,也不能常常出。他們去年六月來一次,每年都會出來一次。

問:會否接父母到外國生活?

答:他們怎可能在國外生活?語言又不會,又不懂開車,七十多歲要重新適應生活也太痛苦了。

問:你說現在已沒有流亡的心態,還有其他原因嗎?

答:我也習慣了,中國也Globalization。基本上,你走在北京街頭,跟你走在紐約街頭,感覺也是一樣。世界也中國化。到處都是中國人,紐約倫敦也是。

那種流落他鄉的感覺,隨著時代而淡薄,越來越沒有那麼強烈。

問:你覺得沒有流亡心態,是好事還是壞事?

答:從哲學意義上,這當然不好。但我看你訪問不是談哲學了,這不是你訪問的內容了。

問:中國經濟發展很好,怎樣看現在的中國社會?

答:我希望中國經濟繁榮,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現在的中國,除了經濟發展外,這種經濟也是沒有道德的經濟,又沒有民主自由。現在的西方國家把人權標準降低。中國拿錢去買了很多東西,包括買掉西方的良心。學生向溫家寶示威,抗議獨裁,反而變成英國要向中國道歉。好像不該抗議你獨裁,要向你道歉!

問:對中國的未來悲觀嗎?中國會否變化?

答:突變沒有人知道。像四人幫被粉碎,江青被抓起來,在1976年、在江青被抓起來前五分鐘,全中國有誰知道中國會有巨變呢?那時候的十億人之中,九億九千九百萬人都很悲觀,覺得中國很黑暗,經濟快崩潰了,但五分鐘後,一切不同了。這就是中國,會在大家想不到的情況下突變。

民主制度都有規則,但極權制度沒有規則,是黑箱作業,裡面發生甚麼,我們無從判斷。所以中國變,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變。可能在今天晚上,北京便出事了。

(待續...)

六四後記二.《沒有機會見報的王丹訪問.二》

這個訪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對面的Starbuck。王丹當時住在倫敦的Russell Square附近。王丹說,英國人的英文「很動聽」,比美國人講好聽多了。

碰巧當時施立儀在倫敦,我們兩人跟王丹一塊談,談了約一小時四十五分。

問:你怎樣看現在中國的愛國情緒,特別在北京奧運和四川地震後?

答:今天中國出現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是建立在很深厚的獨立思考基礎上,所以也不會出現很久,只是一場流行性感冒,只是借民族主義發洩情緒。這些民族主義,也只出現在年青人身上,不是出自那些下崗工人、沒有地的農民、拆遷受害者。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說年青人也是。

若果這些民族主義連批評也不容許,這種民族主義是否有自信?沒有自信的民族主義,不是真的民族主義,只是一場政治感冒、流感。

當然,也不是所有年青人都是這樣。我也認識很多在國內、二十出頭的年青人,非常主動與我聯繫,寫email給我。

問:怕不怕當中有間諜?

答:沒必要吧,相信我也不值得它花那麼多大力量去監視,這用不著。

問:你希望你在未來,可以做甚麼改變中國?

答:改變中國是一個大工程,每人做的東西,都可以促成改變。我的存在,就是keep memory alive,只要我的記憶仍在,只要你見到我就想到六四。我的堅持、想起六四,就是改變的一部份,保存這一份記憶。我們不是做甚麼事,去宣佈共產黨下台,宣佈甚麼改變。

改變的目標不應放在這裡。每人都可以為改變做一點事。

問:你在電郵中跟那些內地年輕人談些甚麼?

答:例如他們說,我是大學生,偶然機會看到六四紀錄片,讓我知道事實是怎樣等。我email地址公開,很容易在網上找到,這是現今的網絡世界了。

問:沒有被封掉嗎?

答:網絡是在外面,他們怎能封?我是用Gmail的。不論是甚麼系統,中共也無可能把全世界殺擋了。它們可能會監視,可能會看,各種干擾都有,也不能把全部封掉。記得剛出國的幾年,我仍覺得有點流亡的味道。但最近這幾年,我完全不覺得在流亡。在網絡世界基礎上,你會有距離問題嗎?你完全沒有距離問題。

政府當初流亡我們的目的徹底失敗了。我們做的是正派的事情,只要你不怕它,它是無意義的,它的意義是建基在恐懼。中國現在最怕是讓人串連起來,用怕的基礎阻止人家,但還是有些人連坐牢也不怕。

其實中共領導人才是最害怕的,他們比一般老百姓還要拍。若不是,你怎能解釋他們為甚麼不讓我們這些人回國?我們這些人回國會怎樣?我們甚麼事也做不了,一定是盯得死死的。但他們還是不讓我們回去,一分鐘也不容許!

問:你怎樣看溫家寶在英國被丟鞋?

答:溫家寶過去的形象是包裝的做秀。你判斷一個人,是看沒有準備下的第一反應。他馬上說,這是卑鄙的技倆。你看!文革的語言,老羞成怒,專制的形像出來了。這才溫家寶的真面目,開明、親民,肯定被打破了。

問:溫家寶跟趙紫陽在天安門時,你在不在場?

答:我那時不在現場。那時我們覺得他比較好,但他也是剛上來,我們也看不清楚。

(待續...)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六四後記.《沒有機會出版的王丹訪問.一》

六四後,一切回復平常。Facebook排山倒海的六四影片、歌曲、文章......到六五完全消失了,若不是留下的記錄,彷彿六四從不存在過。

每年記念六四是好像儀式,但更有點像買「贖罪券」,在這個星期熱烈投入,是為了讓我在餘下的五十一個星期,可以安心一點過活,因為我曾出席過集會。我願意為中國民主付出的,原來只是這麼的少。

還有兩個小故事,趁我仍未遺忘前講講:

一.S的博士班老師,原本叫她於六四下午會面。但S電郵告訴他:「不行呀,要參加六四活動。」她老師回覆說:「I apologize, I forget it is a big day for China. Please forgive me.」(電郵大意如此)

二.英國的旅發局外藉IO,問我參不參加晚宴,希望我在周四(六四)前覆。我到六五才覆,告訴她不好意思,我昨天很忙,又參加六四集會。她電郵回覆我:「Apologies, a very sad day.」

很多中國人,對六四不聞不問,完全沒有感覺,當六四是歷史洪流中的一粒塵埃。外國人,反而會為忘記了六四而道歉,至少形式上尊重。我們國家的苦難,我們自己不關心,反而外國人會尊重這一天。中國人,你覺不覺得羞恥?

*********

另外,數月前曾跟王丹做訪問,可惜訪問流產了,最終無機會見報。只好放在這裡,給大家分享,盡量原汁原味:

王丹首先自白說,中國很多東西都無變,西方看到的是扭曲的中國,假像的中國,不是真實的中國。當中國只是一個經濟中國,談中國只是為了賺錢。歐洲批評美國人權狀況很積極,彷彿美國是人類的罪人,中國倒成為聖人了。

當然,中國有進步,但誰沒有進步?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你能說完全沒有進步嗎?「中國連六四這麼大的問題,仍堅持是正確的,這種情況下,有甚麼立場可以去高度讚揚中國?」

他又說,中國處於後極權社會階段。後極權社會的特點,全世界下意識地去說謊、自我欺騙。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它們經濟工業剛剛強大的階段,基本上社會都是這個樣子。

問:過了二十年,你對六四有沒有新的看法?

答:過去的看法,我沒有甚麼特別改變。六四,本來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機會,能夠朝野合作。如果當時政府能夠接受學生,展開對話,社會協商,中國一定會走向更健康的道路,顯然經濟會更加發展。市場經濟改革,如果接受學生,已開始,有社會改革前提的經濟發展,會是更健康的經濟發展。

中國政府破壞機會,令發展沒有應有的好。那些指六四令民主化中斷,這是癲倒是非。這是不道德的社會,記憶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道德價值,每人都有責任記憶過去,國家的責任!沒有記憶,就是沒有道德的國家。

中國現在發展的,是毫無道德約束下的市場經濟,一黨專政下的市場經濟。我們堅持限制共黨權力,進行政治改革,這是最重要。問題根本不是誰上台,誰下台,不能寄望某個領導人。

中國政治制度,看不到跡象會改變,政治強人時代過去,不能因一個人而改。

問:去年有大家聯署08憲章,是否有新的暗湧出現?

答:這本來就有了,是大家忍無可忍,忍了二十年了,終於爆發!有303簽名。其實以往也有簽名運動,這股潮流是有的,但被壓制住了!一樣沒有變化。估計到奧巴馬要訪問中國,就釋放劉曉波了。中國政府還是老一套,廿年都是這樣,沒有變了。誰說中國變了?我真的不理解,這是很不客觀的說法。

問:你覺得中國留學生是否很冷淡?

答:有些人覺得不敢說,說也沒有用,大多數人是沉默,但心也知道是非。中國公眾領域不講是非,導致社會道德下降了,其實每個人內心也知道是非。(待續...)

2009年6月5日星期五

倫敦六四集會

連續第二年在倫敦,出席六四集會。在英國,只有倫敦和劍橋有紀念六四活動。在倫敦,早上先在中國大使館外獻花,晚上在大使館對面集會。

倫敦的活動由「紀念六四委員會」舉辦,所謂委員會,其實只是由香港與海外民運團體組成,這些民運團體,現在基本上只是One Man Band,一人拿起一支旗幟。

集會約有一百人參加,粗略估計,香港人佔一半、內地人佔四分之一、外國人佔四分之一。海外民運基本上已凋零,沒有錢、沒有人、沒有facebook和twitter動員、也沒有傳媒可以接觸華人團體,這裡的簡體字報章不會報,華人也不看華文報章,只能用靠人與人間耳語相傳,想參加活動的人也未必知道,怎可能辦集體活動?

廿十年,這裡曾經激情過,一架架旅遊巴由英國各地,載人到倫敦集會。我們曾經有一支浩浩蕩蕩的軍旅,但走的走、逃的逃、退疫的退疫,現在只剩下幾個尖兵、一些散兵遊勇,仍在堅持戰鬥了,沒有問甚麼。

儀式簡簡單單。默哀後,由一些當年在廣場的人講話,有在北京參與學生運動的邵江、有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一名親戚,告訴大家廿年前發生甚麼事。當年在廣場的學生,出了國的、絕大部分都去了美國,只有邵江一人在英國。六四後,邵江逃亡了幾個月,在朋友家人避追捕,就在他想過境時,被海關逮住了,結果坐了幾年牢。

還有更多類似的人被逼害,我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大會甚麼也沒有,連揚聲器也沒有。唱一曲歷史的傷口後,不同的人自由上台講話。我與十多名友好一起參加,集會完結後,我們一起在英國街頭唱「自由花」;一起喊華叔教落,不能拆散的四句口號:「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活動帶一點香港特色。
最後在banner前大合照,證明大家過了廿年,即使身在異地,但心仍未死。

2009年6月3日星期三

龍應台: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作者 : 龍應台

十五年前,我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不可預知的機緣裏,走了三個廣場: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莫斯科的紅廣場。那是動盪的一九八九年。

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我來到北京。清晨時刻,霧,還鎖著昏昏的建築,覆著疲憊的人群,廣場在朦朧中卻顯得深不可測,像秘密無聲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聲湧動,推著歷史的隆重自轉。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戰之後得到呼應;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學,要國家富強」,在一九四九年得到莊嚴的呼應:「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對著一九四九年的莊嚴誓詞,一九八九年發出呼喊──

沒有人想到,回應誓詞的是屠殺的槍聲、坦克的震動,和長達十五年的滅音。

可是亞歷山大廣場上人潮洶湧,上百萬的東德人每天上街,高舉著拳頭,要求開放邊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間天安門的槍響傳來,德國人走在街上,臉上有血色的憤怒,但是心裏有白色的恐懼:天安門的屠殺,是否也會在東柏林發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覺一下鄉村的情緒。中午的太陽辣辣地照著,小村廣場上只有一隻老狗趴著打盹,看起來安詳靜謐。但是在廣場地面上,有人用粉筆畫了什麼,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畫的是一個中槍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開,中間用德文清楚寫著:「天安門,六月四日」。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莫斯科的街頭。成千上萬的人,孩子騎在父親的肩上,母親推著嬰兒車,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手挽著手,大聲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條橫過整條馬路,用各種文字寫著:「我們不要天安門!」每一條橫巷內都藏著軍用卡車,卡車裏塞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緊抱著槍,全神戒備。

我懷孕的那一年,柏林圍牆被人民推倒;蘇聯帝國轟然解體。事後,我們知道,當呼嘯的人民像洪水一樣自街頭流過,這些党的領導人躲在高樓的辦公室裏激烈地辯論是否也採用「天安門模式」來保住政權。但是天安門的屠殺太過殘酷,給世界的震撼太過劇烈,被過於巨大的罪行所震懾,兩個城市的領導人,在最緊迫的時刻,按住了槍口。

柏林圍牆崩潰前夕,東德領導階層亂了手腳,譬如說,對試圖越牆逃跑的人民,是否還是一律「格殺」?一個高階領導後來回憶說,「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

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是的,你可以說,中國的血染大地成就了東歐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裏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中國在「進步」,像一個突然醒過來的巨人邁開大步在趕路,地面因他的腳步而震動。民間社會的自主空間逐漸拓寬,民權觀念悄悄萌芽,經濟的發展更是舉世側目。二○○八年的北京奧運、二○一○年的上海世博,還沒有發生,但是僅僅是預期就已經使得許多中國人覺得光彩萬分,心中滿溢著強國盛世即將來臨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見,巨人是帶著一個極深的傷口在趕路的?

「六四」的鎮壓,使得無數的中國精英流亡海外。詩人、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經濟學者、未來的政治領袖人才……,這些中國最優秀的頭腦、最細緻的心靈,被迫留在異鄉的土地上,幸運者成為別國的文化養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殞滅。

沒有一個真正富強的國家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不把人才當做國寶的國家,不可能真正富強。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斷;「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產黨的歷史簡直就像一隻巨大的篩子,一次一次把國家最珍貴的寶藏篩掉。一路拋棄寶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說,「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數,而且中國大,人才無數,反正篩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麥子若是掉在石礫裏,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麥子多寡不是問題,土地的豐潤與否才是。只有當國家以制度來保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人才才可能像麥子落土悠然茁長,然而只要鎮壓「六四」的道德邏輯還在──這個邏輯將對於黨的忠誠淩駕一切,將粗暴的權力視為當然──那個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無從煥發;集權的邏輯是一把鎖,鎖住整個社會結構,讓自由的心靈、爆發的創造力、無邊的想像力處於不能動彈的地位。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麼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中國人真正的追求嗎?
「六四」屠殺,不是中國這個巨人打了一個飽嗝,而是巨人身上一個敞開潰爛的傷口。傷口一天不痊癒,巨人的健康就是虛假的,他所趕往的遠大前程,不會真的遠大。
3

十五年過去了,誰看得見這個傷口?

國際看得見。

一九九四年,我還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突然發現那一年的研究生數目驟減,幾乎開不成課。我們很納悶,幾經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進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間進大學的人。天安門發生屠殺後,那一年漢學系幾乎收不到學生。對中國的失望和厭棄,使得歐洲學生拒絕漢學。

十五年來,歐洲人忘了「六四」嗎?中國的市場,以及藉由市場所展現的國力「崛起」,贏得了國際的尊敬嗎?中國的電視鏡頭跟著領導人出訪,讓人民看見,譬如說,法國總統鋪排的紅地毯禮遇,但是鏡頭刪掉的,是法國文化界、知識界、民間團體對中國人權的抨擊。各國政府紛紛來到中國競爭市場,但是尊敬?對不起,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

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臺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臺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臺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臺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臺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簡單地說,你,如何讓人相信?這個沉重包袱,對於力求改革的新領導人或許不公平,但是政治責任本來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嗎?

如果有人以為「六四」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氣候」的民運分子的事,關係不大,那就真看錯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北京政府如何對待「六四」,意味著它是走向民主自由還是繼續極權統治,也關鍵地影響臺灣人對中國的態度。

馬英九在兩年前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話:「『六四事件』必須平反,這必將是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政治統合成敗的重要指標。」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兩岸的對峙,民進黨不是問題所在,台獨不是問題所在,真正核心的癥結──北京領導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國本身的民主化進程,而「六四」,是一個人們每天看著、無時暫忘的指標啊。

遮掩傷口所引起的最後的全身敗壞,我們是目睹過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國民黨遮蓋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無處申訴,流亡海外的委屈無法紓解,仇恨因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後,國民黨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權,人民也被一種積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開的傷口已經被掩蓋了十五年;是搶時間儘快把蓋子打開,讓它在溫柔中癒合?還是繼續掩蓋,讓它在緘默中潰爛?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對於那些死難的人,我們已經慚愧地苟活;對於那些在各個角落裏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權力粗暴、創造心靈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覺得徹底地謙卑。

為了你,孩子,不會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蹤,我不得不盡一切的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不管我們在哪一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2009年6月2日星期二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整理:張翔一
出處:台灣的天下雜誌 418期 2009/03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

以下是演講的中譯本: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 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 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 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 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