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郵票

Victoria Fall，英國探險家Livingstone的銅像，這城市正是由他而命名。

我服務的機構，連同我在內只有兩名員工。辦公室所有工作，上至代表機構發信、下至搬運苦力，兩人都要一腳踢。每兩、三個月，我們都要寄出幾百份刊物，堆在手推車上差不多滿瀉，辦公室位於商業大廈的電梯只去到一樓，我們每次都要把信件，由地電梯大堂搬搬搬到地面，然後再放在車子上推，好不麻煩。

郵局雖然離辦公室不算很遠，但要過幾條馬路，停在馬路中心等交通燈。手推車有時很難控制，曾經試過轉不及方向，把人家的送貨的麵包車門底刮花了，幸好司機也只是開「搵食車」，不用賠償，算是執返身彩．．．

大部份信封和公文袋的設計，封口處都有乾了的膠，濕一點水便可以封，我通常把水倒在桌上，沾了水的指尖在封口處掃一掃，然後封口。每次貼的時候，又會勾起同一條老問題：為何我收的信件中，九成都是用膠水、貼膠紙封口，也不會用封口處這條乾漿糊貼？每年有多少卷膠紙浪費掉？這些無聊問題不會有些有意思的答案，大概是用水慢，貼膠紙省時吧。

只寄一封信、貼一張郵票，我有時都用口水。貼信封期間，苦中作樂問同事：「不如一齊用口水貼幾百封公民袋囉？」同事說：「用晒口水都未貼完，分分鐘中埋膠水劇毒身亡。」

笑聲後，忽然勾起一段的回憶，發生在近四年前，非洲贊比亞Livingstone市的郵局．．．

我對Sub Sahara非洲（不計較發達的南非）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來自Livingstone。抵達翌日一早起床到外面走走，發現郵局在旅舍附近，立刻買了Postcard到郵局寄，寄回給當時的公司同事。

郵局不算大，只有一兩個人在桌上寫信封。用英文已可以跟職員溝通，付錢後，職員不是把郵票給我，而是伸出鮮紅的舌頭．．．

我看著他：把郵票貼在舌頭上，待口水融化郵票背後的凝膠後，把郵票抓下來貼到Postcard上，然後把另一枚面積小一點郵票，貼在舌頭上差不多的位置．．．看得我目定口呆，今時今日的非洲，服務態度好得一流；在香港，郵局職員才不會用口水替你貼郵票哩，即使有，該職員早已被投訴不合衛生。

若把我這種吃驚的反應，拿到放大鏡底下看，是否反映潛意識內，對非洲人的歧視，看不起他們的衛生水平低？若我當時不以為然、沒有反應，其實又有甚麼分別？正是因為我潛意識覺得非洲人會這樣做，所以我才不覺得奇怪。

又或者我應該告訴自己：「吃驚有甚麼大不了？這不是歧不歧視的問題，而是職員實用口水，替顧客貼郵票，既奇怪又不衛生兼不太恰當！」

我早已忘記那個職員的面貌，但黑人的臉、血色的舌頭、舌頭上的方型郵票，這個怪異的影像早已印在腦海。每次用水貼郵票、貼信封時，腦海總會浮現這奇怪一幕、揮之不去好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