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95．《Sport Soho》三月號

本地關於跑步的著作不多，最近出版的一本是吳崇欣寫的《42195》。她以預備人生第一個馬拉松──每年七月舉行的澳洲黃金海岸馬拉松為骨幹，寫她身邊跑友的小故事，他們怎樣踏上馬拉松之路、如何因馬拉松改變。好手周子雁為跑得更好，甘願放棄優薪的教職，走上全職運動員之路．．．

當你跑到累了，看看這些窩心的小品故事，也是相當激勵。

吳崇欣談到女性爭取參與馬拉松的歷史，卻是最觸動我的一部份。第一屆奧運會於1896年舉辦，但原來遲至1972年，女人才正式被接納參與馬拉松賽！讓我做引述書的一段內容：

「第一名參『參與』馬拉松的女人是Bobbi Gibb的女士，她於1966年被拒參與波士頓馬拉松，主辦單位回覆指『女性體能不宜長跑』。她喬裝成男士參與，當時連女性跑鞋也沒有，她只能穿不合適的男裝童鞋，最後以3:21分衝線。

她的事蹟更上了世界各地的報章頭條，但主辦機構不承認她的成績，當她只是混進賽道的人士，不是真正的參加者。

翌年，另一名Kathrine Switzer（作者沒有串錯字，是Kathrine，不是Katherine）以K. V. Switzer之名登記參加，成為第一個有馬拉松號碼布的女人。但工作人員發現後，竟然撲出攔截她、撕下她的號碼布．．．」

吳崇欣寫的這個小故事令我想起今年胎死腹中的香港輪椅賽。今天的香港傷殘人士也遇到同一困境，我們的社會忽然倒退了五十年，跟當年的波士頓馬拉松一樣落後，只是主角不是女性，而是傷殘人士；香港的賽會沒有波士頓這般赤裸打壓，懂得以「需求不足」為由，讓傷殘運動員無法在場上競技。

由頭到尾，業餘田總沒有推廣和宣傳輪椅賽，資料還是十二月才公佈，並列出種種不合理的參賽要求（例如：運動員要有經驗。香港沒有比賽，運動員又何來經驗？），然後短短四周便聲稱只有兩人參與，取消輪椅賽。若主辦單位有誠意推動，又怎可能不及早籌備，努力找人參與？主辦單位透做種種做法，令公眾以為沒有需求便取消，這是佔了便宜又賣乖。

何況這個輪椅賽，也只是十公里，不是真正的馬拉松輪椅賽。

世界其他的馬拉松比賽，辦傷殘賽不為多人參與，而是體現傷健共融的像徵意義，兩個人競賽除了可能令田總賺少一點錢外，其實有甚麼問題？難得把這個極賺錢的活動主辦權給你，你連推廣傷殘輪椅賽也不好，令香港形象蒙上歧視傷殘人士的不白之冤。

但更痛心是大小討論區，竟然有不少跑友認同業餘田總取消輪椅賽的理據，為兩名傷殘人士辦不符成本效益，所以應該取消。在這些跑友的心目中，平等、傷殘人士的運動權是如此卑賤，可以肆意犧牲和踐踏。

吳崇欣提醒我們，推動社會變革永遠是小數的，為大多數的人爭取。一百年前根本沒有馬拉松賽，但奧運之父古柏丁（Pierre de Coubertin）還是堅持要把馬拉松納入奧運；五十年前，只有兩名女性跑馬拉松。

今天世界有馬拉松比賽，特別是廣大女士也可以參與，也是因為古柏丁的決心、Gibb及Switzer的勇敢和付出，冒著被賽會、被群眾打壓，在敵視女性的體育環境，為女性爭取參與機會。

期望明年起，傷殘人士不用在比賽日派傳單、貼紙和請願，而是可以參與賽事，與健全的跑手一起跑這42.195公里。

PS:《42195》已可在各大書局購買，鼓勵大家支持本地創作。

跑手的第一次．刊於《Sport Soho》二月號

二月底的渣打馬拉松快到了，相信大家已準備就緒，我先祝各位跑手再創佳績！

報不到名的跑手也不用傷心，這個世界每周日都有比賽舉行，放眼世界的選擇多的是，窮一生的時間也跑不完。對躍躍欲試馬拉松的初哥，你應該慶幸仍然可以選擇在哪裡獻出「第一次」，因為你總可以有新的PB，但你的「第一次」獻給誰是永遠不能改變的事實了。

以香港附近的地區為例，每月都有馬拉松比賽，一月廈門和台南、二月東京、三月首爾、四月長野、六月泰國布吉、七月吉隆坡、八月台北陽明山、九月蘇梅、十月北京、十一月曼谷、檳城、日本河口湖、杭州、十二月台北、上海、奈良和澳門。到這些地方參賽，經濟上較易付擔。

若經濟充裕一點，又或有遠遊的打算，不妨在行程加一個馬拉松，把「第一次」給歐美。若你喜歡歷史，一定是希臘雅典；若你喜歡藝術，意大利翡冷翠是必然選擇；若你喜歡看迪士尼卡通，有美國奧蘭多的Disney World馬拉松。

若你希望以第一次馬拉松求婚，當然要選一個浪漫的城市跑，布拉格、巴黎、威尼斯也好，因為在卡夫卡走過的廣場、香榭麗舍大道、聖馬可廣場，求婚Say Yes的機會肯定較Say No高。

對沒有太大信心的企鵝跑手，若想把「第一次」獻給渣打請三思。雖然渣打的時限已增加至六小時，但也不好輕視三隧三橋的難度，若不幸被大會「兜」上車、號馬布被弄個「X」，這便相當無癮無趣了。

我建議這些跑手選擇一些賽道平坦、氣候較涼、時限充裕的外國賽事。我在蘇格蘭尼斯湖馬拉松碰到的香港跑手Ivy，她是把「第一次」獻給尼斯湖，因為香港的時限太少、難度太高了。

每年的渣打馬拉松都有一點改善，例如：大會去年終於重拾常識，在終點為跑手頒獎牌，而不是在賽前一律發給有報名的跑手；本年則增設十公里輪椅賽、提早全馬的比賽的起步時間、延長全馬時限至六小時，但賽會仍有很多方面未如理想，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最為人詬病是賽會的帳目不透明及缺乏問責。渣打馬拉松辦了十五年，但沒有人知道馬拉松的帳目和收入，也沒有人知道渣打銀行每年贊助了多少錢。據銀行界流傳，渣打每年的贊助費超過二千萬以上，但消息無法證實。

究竟業餘田總用了多少資源改善賽事？袋進口袋的又有多少？沒有人知道。

田總不能以私人機構為由而拒絕公開，因為馬拉松賽道佔用公眾資源和空間，等於由納稅人補貼田總辦比賽，田總向公眾問責是應有之義。

以倫敦馬拉松為例，主辦的倫敦馬拉松有限公司（還舉辦Adidas倫敦半馬拉松、Bupa倫敦十公里、渣打倫敦五公里、Adidas女子五公里）把所有盈餘一律撥入倫敦馬拉松慈善基金，推動倫敦市的體育發展，例如資助一些地區的小型足球會建球場、重建一些殘破失修的運動場地、興建大型綜合體育設施、在缺乏康體設施的區域建公園等。單是在08至09年度，倫敦馬拉松慈善基金撥出的款項是450萬英鎊（約5400萬港元）。

所以不難想像，贊助倫敦馬拉松的維珍金融（Virgin Money），可以大大方方在廣告中宣佈，它們對馬拉松的贊助額是超過1700萬鎊 ，因為它們並不只是捐助一間私人公司辦體育活動，而是支持一項推動體育發展的慈善活動，是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贊助業餘田總的渣打銀行，是不能以透露贊助金額做公關宣傳，因為我們的馬拉松更像是田總的盈利活動，除了帶動跑步風氣外，並不能發揮馬拉松對社會的正面效益和貢獻。

台南馬拉松．《Sport Soho》二月號

台灣台南於上月廿三日，舉行了第二屆馬拉松比賽。大概馬拉松在台灣，仍然是小眾的興趣，台南馬拉松也是要跑手在日出前出發，大會安排相當隨意，例如十公里、半馬、全馬全在同一時間出發，精英運動員夾雜在人堆之間，跑到十字路號時還要讓路給車子，大部分路段都在市中心以外．．．但台南馬拉松的文化，倒是十分特別。

台南是台灣的最古老的城市，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把首都設在台南，比賽的名稱雖然叫「台南古都國際萬人馬拉松」，但台南的古蹟，例如赤崁樓、孔廟、鄭成功廟、古城南門及日治時代的建築，都不在馬拉松路線之內。與香港一樣，台南都沒有把最有特色的鬧市，開放給馬拉松跑手。

比賽於六時於台南市政府出發，一萬名參賽者中，只有二千五百人是跑全馬，大多數跑手來自台灣本土。東亞的馬拉松特別愛找政治人物站台，三名辣妹帶領跑手一起做早操熱身後，到台南市長、民進黨藉的賴清德上台講話，台灣政治人物訓練有素，一上台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不像港官一樣，沒有貓紙便不懂說話。

「讓長跑為台南帶來幸福和健康、為台南開創成功的未來！！！」賴市長語調抑揚頓挫、慷慨激昂，恍如身處選舉的造勢大會，醒神程度不輸Rock’n Roll音樂。槍聲一響，全部跑手一湧而上，大會女主持不忘以嬌滴滴的林志玲腔國語，呼籲各位跑手：「賴市長就在台上耶，大家望過來向他揮揮手哦！」台灣跑手都又乖又聽話，立刻一邊跑一邊向市長揮手，可愛極了。

跑至台南德記洋行，十公里跑手折返，賽道少了一半人；到了四草紅樹林生態保護區，半馬拉松跑手折返，只剩下馬拉松跑手繼續長征，浩浩蕩蕩出發的大軍，只剩下小貓三兩隻。

離開台南市後，穿過科技工業園區，沿途有廟、有小鎮、有農田、有工廠、有民進黨競選總部、中間還要上橋過河、還有各種不同的台式廣告牌：咖哩飯、蚵仔煎、及痔瘡科。最多則是路邊的檳榔小店，可惜時間太早，穿胸圍熱褲的檳榔西施仍在睡覺。

台南馬拉松與摩洛哥的馬拉松差不多，雖然名義上封路，但當沒有跑手路過時，警察會快快讓兩旁的車子橫過賽道，若看到跑手快要接近，警察則連忙攔車，騰出賽道的空間，但有些車子總是攔不住，跑手往往都在十字路口停下來、等一等，等車子全部過了才可以繼續跑。

雖然賽事的專業水平有待改善、沿途的景色只是一般、民眾對馬拉松也不太支持：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馬拉松賽、電單車經常駛進賽道內，但當地民間團體對馬拉松的支持，倒值得一讚。

整個賽事的水站服務，全部由台南各區的扶輪社提供，水站的義工也相當熱情，有的更打鑼打鼓跳舞支持；跑到二十公里左右，七股區的代理區長陳献明，更帶領義工在路邊煮魚丸湯給馬拉松跑手！

始終只是第二屆，我期望主辦單位不斷進步，爭取更有特色的賽道，也希望台南人懂得欣賞馬拉松賽事，讓香港跑手多一個一流的馬拉松選擇。

採訪災難就是鬥快到現場？《明報》3月26日

日本地震及核危機，是近期最受香港人關注的國際新聞，至少有四間電視台、兩間電台、兩間報館和兩份周刊派出記者赴日本採訪。若災難發生在香港人經常去旅行的鄰近區域，傳媒有機會派記者採訪，至少旅費成本比歐美中東便宜。

災難新聞是相對容易採訪的新聞，記者只需抵達現場，訪問一些災民，已有各種的豐富畫面和故事。香港電子傳媒對災難事件的報道有一個信條：大家要鬥快去災區，誰先做第一個現場直播便勝了，但輸了第一個現場直播也不要緊，只要比其他人最快抵達災情最嚴重的地方，直播滿目瘡痍現場也可以反敗為勝。

做新聞鬥快無可厚非，但若要第一時間抵達現場，香港傳媒永遠比不過在各地有特派員的國際傳媒，過分講求速度，以最快抵達現場定輸贏的思維弊端，往往令採訪災難新聞Amazing Race化、電波少年化。電子傳媒為了鬥快，派去採訪的記者最重要是轉數快、懂應變、刻苦耐勞、反應敏捷、大膽進取，確保成功第一時間抵達災區。

更甚是，香港所有電子和印刷傳媒對災難和衝突採訪都沒有計劃和準備，香港記者最多領教過胡椒噴霧和警棍，對地震、海嘯、輻射、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沒有認識，而新聞行業待遇之微薄、晉升機會不明朗，又無法挽留有採訪災難和衝突經驗的資深記者。無論南亞海嘯、泰國紅衫軍衝突、四川地震、日本海嘯，臨危受命的記者沒有受任何訓練、沒有合適裝備、不知道有沒有意外保險，也不太了解當地社會、政局和文化，甚至連收拾行李的時間也沒有，拿本護照便要匆忙趕赴機場。

這種情况下，即使記者怎樣認真和努力，報道深入的程度怎可能及得上日本放送協會？

外國記者有避彈衣 港記只有安全帽

外國傳媒又如何？以英國廣播公司（BBC）為例，公司會安排相關的培訓課程，絕不會派沒有受訓練的記者採訪災難和衝突。結果，泰國軍隊鎮壓紅衫軍，當外國記者有避彈衣，往泰國採訪的香港記者只有幾頂地盤安全帽；知道日本福島核電廠泄漏輻射後，BBC隨即把防輻射衣物寄到日本，但香港傳媒是不會購買防輻射衣物。

做好國際新聞的第一步，是要建立外國特派員的制度，及提供訓練及裝備給記者，而不是每逢發生極大事件，便「臨時拉伕」派些缺乏背景、平時只採訪香港新聞的記者，以最快抵達現場做直播為唯一目標。若香港傳媒有駐東京記者，地震相關的報道也會深入得多，因為他們較了解民情、較容易找日本專家的訪問，即使發生什麼事故，日本政府也有辦法第一時間通知他們。

認真做國際新聞絕對是昂貴的投資，以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為例，該台自1996年開台至今仍虧損，全靠國王Hamad bin Khalifa支持才可以營運，但這盤蝕本生意的最大回報是提升卡塔爾的國際影響力，讓這個人口只有百多萬的國家，牽引整個中東的局勢。當然，更多有國際視野的傳媒都有盈利，以英國《金融時報》為例，去年的盈利是6000萬鎊（約7億），較香港絕大多數傳媒賺得多。

香港不乏富可敵國的傳媒老闆，但他們有沒有卡塔爾國王放眼世界的格局？我們的觀眾及讀者群，是否可以支撐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傳媒？

有磚頭在手較實在？

《明報》3月19日
中國人的文化，總覺得有層磚頭在手較實在，與其交租幫其他人供樓，不如自己買一層樓好了，買樓置業成為很多香港人的目標，但樓市天天創新高，多個屋苑的成交價超越九七水平，只擔心現在不買，將來更加買不起，女朋友更可能因沒有樓而不嫁。

置業文化不是中國獨有，美國人，甚至鬧革命的埃及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要達成美國夢（American Dream），國民享受中產生活，社區鄰里關係和睦，擁有房子是必須的，正如美國前總統布殊 在2002年曾說：「若你擁有房子，你便實現了美國夢。」（If you own your own home, you're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為了鼓勵國民置業，美國政府每年提供的稅務優惠是以千億計。

置業率高未必是好事

埃及人也普遍認為，買樓置業是結婚的條件，可惜首都開羅的中小型單位供應缺乏。埃及前兩年最受歡迎的電視遊戲節目則是al-Beit Beitak（英文翻譯是The House is Yours），每集都送出一個住宅單位，由埃及一名富商贊助，讓打算結婚的男女參加。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是杜甫筆下的理想的社會。大家都想擁有房子，但置業率高對社會是否好事，是否代表經濟發展好？答案未必也。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經濟學者Andrew J. Oswald於1999年發表一項研究，發現失業率較高的歐洲國家，並非那些薪俸稅率高、工會較活躍、失業保障特別優厚的地方，它們唯一的共同特徵是置業率偏高。例如失業率較高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國民置業率分別是八成及接近七成，而歐洲最富裕國家之一的瑞士，國民的置業率約三成左右。

他又發現，OECD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只是2%左右，但到90年代的平均失業率則升至一成，唯一較顯著的分別，是大部分國家的置業率大幅上升。

類似的情况在美國也出現，底特律及其他經濟較差的城市，置業率遠較經濟表現較好的紐約、洛杉磯及三藩市高。

擁有物業限制了遷徙

Oswald教授嘗試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因為擁有物業限制了工人的遷徙。假設你是業主，最近不幸失了業了，你最希望在家附近另找新的工作，可惜這裏的工作機會缺乏，但你不傾向到較遠的城市找尋更好的機會，因為賣房子搬家的成本太昂貴了。

結果，大家因房子限制了工作選擇，結果無法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率。相反，一個置業率不高的國家，A城市沒有合適機會，沒有房屋包袱的你大可以到B城市另找更好的工作機會，若這個國家大多數人都發揮所長，自然可以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筆者不是經濟學者，引述Oswald教授的研究是給讀者多點角度思考，但若果他的結論正確，香港置業文化的不良影響，是限制了香港人到中國其他城市、甚至世界其他國家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對買不起樓的年輕人，這肯定不是壞消息，因為你們有大一點的空間，到其他地方找尋發展機會。

Andrew Oswald教授的研究題為The Housing Market and Europe's Unemployment，全文見：http://www2.warwick.ac.uk

水都夢一場．威尼斯．刊於《JET》09年9月

水都是一場夢、一個遐想，曾幾何時，這個無敵的海上霸權，一度控制了半個地球的貿易，代表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開戰。形容威尼斯，沒有人比上世紀的英國作家，James Henry寫得更好：「Dear old Venice has lost her complexion, her figure, her reputation, her self-respect; and yet, with it all, has so puzzlingly not lost a shred of her distinction.」
從絢爛轉式微，這是殘酷的現實。威尼斯共和國，早已被拿破崙的鐵蹄粉粹；威尼斯再沒有富可敵國商人，顯赫的歷史已成明日黃花，今天的水都靠藝術建築及電影展，在藝術的世地圖中出現；靠縱橫交錯的水道、獨一無異的城市景觀，讓遊客心甘情願又好、心有不甘也好，掏盡袋裡的一分一毫。威尼斯肯定是最昂貴的旅遊城市。

沒有多少人數算威尼斯有多少個島、有多少條橋，這個不到八平方公里的城市，被無數條星羅網佈的小河切割，島與島之間由各式各樣的橋樑縫合，織成一個呈魚狀的蜘蛛網一樣。中間由一條S狀的大河道（Grand Canal），如大極圖般把城市分開東西兩邊，大河道如彌敦道一樣，是威尼斯交通的命脈，大大小小的船、鳳尾舟（Gondola）穿梭往返。

古代的威尼斯，只是一堆撒在阿德利亞海（Adriatic Sea）邊緣、杳無人煙的浮石，到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公元五世紀，為了躲避日耳曼、匈奴（Huns）等蠻族侵略，才陸續有人遷到威尼斯避難。四面都是汪洋的威尼斯，甚麼資源也沒有，但憑藉著海上貿易，威尼斯在歐洲的權力地圖中嶄露頭角。威尼斯沒有國王、沒有皇室，由商賈及有權勢的公民，組成議會及選出總督，這是繼古羅馬、希臘以後，歐洲最早的共和國。

離開水都邊緣的火車站後，當我仍拿著地圖辨東南西北，一同步出車站的眾多旅客，如落在沙地的水一樣，很快消失在如微絲血管般幼細的街道。水都的小街、蜿蜒的水巷，每一條都差不多，左右兩條河如鏡子倒映一樣，少一點方向感也會迷失，若你不想走入迷宮，還是到火車站旁的碼頭坐船，沿著威尼斯最長的大河道走，在河上飽覽威尼斯兩旁之景。

河道兩旁有眩目的樓房、但失修、破落與外牆油漆剥落的小屋也有不少，這裡沒有想像中的氣派和尊榮，更像是落難了的貴族。自從修築了連接意大利大陸與威尼斯島的長堤後，威尼斯的潮汐流向被打亂了，無法把困在威尼斯河道、水巷烏黑混濁的死水沖走。潔淨河道這項工程，一點不比挽救威尼斯免於陸沉容易。

不到半小時，彷彿由象牙雕砌、鑲上寶石的維亞多橋（Rialto Bridge）就在眼前。意大利人很喜歡把橋弄得厚厚的，行人道外，還要加多兩排商店，佛羅倫斯是這樣、威尼斯也是這樣。維亞多橋附近一帶，順理成章也發展成商業中心，在威尼斯如日方中的年代，香料是價值連城的貨品，輸往歐洲大陸的胡椒、肉桂、丁香、絲綢和寶石，都在這裡交易買賣。

今天的威尼斯市集只服務居民與遊客，規模大概與灣仔街市差不多。大清早，拐過彎曲河道的晨
光，一船一船的水果、蔬菜由船運往市集。中午，熙來攘往的遊人塞滿街上每一寸，你很快會明白威尼斯為何陸沉。傍晚，河道兩旁的餐廳華燈初上，象牙白的橋漸漸染成金黃，橋上擠滿等待日落的遊人。晚上，粼粼波光蕩漾，岸上柔和的燈火，還有鳯尾船劃過河的低吟，槳聲燈影下是另一個世界。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主宰了人的生活，城市間除了比強大、比富裕，還要比較誰的守護聖人地位的高低。威尼斯嫌原來的守護聖人St.Theodore的名氣不夠響，為了提升城市的地位，威尼斯策劃了一次秘密的「偷屍行動」，兩名富商在當時的總督授意下，前往由伊斯蘭帝國統治的埃及亞力山大港，無論用甚麼辦法，一定要把聖經《馬可福音》的作者、聖馬可的屍體偷回威尼斯。

相傳這兩名富商，為了躲避埃及人的耳目和檢查，特別把屍體置在伊斯蘭教徒避之則吉的豬肉下。聖馬可從此轉到威尼斯長眠，雕欄玉砌的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共和國的政治中樞，也成為這個海上霸權的象徵。不久，聖馬可廣場在眼前，可以下船走走了。

廣場的四周有舊宮殿，粉紅與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是舊總督宮。向海的一邊兩柱擎天，像要向海宣戰的一樣，氣勢磅礡。一柱頂立著飛獅、另一柱頂是St Theodore降伏海龍的雕像，廣場兩旁還有兩排露天的茶座，不是有小型樂隊在演奏，讓人們悠然地喝啡咖、沐浴在陽光下聽音樂。聖馬可大教堂則是廣場的靈魂，教堂極具東方拜占庭特色，沒有高聳的鐘樓尖塔，像精緻的音樂盒，蓋上五個鋪滿雕花、塑像的圓尖頂，與西方哥德式的教堂很不一樣，美不勝收、無與倫比。

皇室貴冑早已不住在這裡，舊宮殿變成博物館，讓人憑弔逝去的威尼斯共和國。遇上潮漲的季節，廣場地面還會被水淹沒！

文藝復興、大航海探險時代仍未開始，威尼斯已開始走上沒落之路。十三世紀末，威尼斯與意大利另一城市熱那亞（Genoa）的戰爭失利，已有中國返回意大利的馬可孛羅，慘被熱那亞俘虜，並在獄中寫成馬可孛羅遊記。但對威尼斯最致命的打擊，十五世紀中的君士坦丁堡陷落，信奉伊斯蘭教的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堀起。

歐洲與亞洲的交通貿易被奧圖曼帝國切斷，西班牙、葡萄牙等新興勢力，資助航海家尋找前往亞洲的貿易航線。葡萄牙人達伽馬於一四九八年，成功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後，一直由威尼斯商人壟斷的亞洲貿易，終於被打破了。到文藝復興，佛羅倫斯、米蘭等城邦的興起，威尼斯再沒有能力雄霸意大利了。

到公元十七世紀左右，威尼斯於地中海最重要的殖民地，愛琴海的克里特島，終於被奧圖曼帝國佔領，逼令威尼斯退守至阿德利亞海。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十八世紀末期的拿破崙大軍，威尼斯的海軍被徹底摧毀，國土被拿破崙吞併，吒咤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國，正式成為歷史。

威尼斯雙年展
今天的威尼斯與軍事沾不上邊，反而成為現代藝術的重鎮。

若你繼續在船上，再過兩個站你便會到達Arsenale－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主場館。Arsenale曾是建造威尼斯艦隊的兵工廠，建築群有工廠、貨艙、船塢和碼頭，今天則變成藝術展覽場館，連室外的草坪、荒廢的屋子都變成展覽的藝廊。

首屆威尼斯雙年展於一八九五年開幕雙年展本來只是威尼斯市長，希望辦一個藝術展覽，順道慶祝意大利國王伉儷的銀婚，展覽的反應異常熱列，從此成為兩年一度的藝術展覽，讓全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互相砌磋。現在，逢單數年是藝術雙年展，雙數年是建築雙年展。每年的威尼斯影展，也成為繼康城後，歐洲的第二大影展。

太陽已下山了，站在聖馬可廣場看海，染成藍色的海洋，起伏著波浪，像一塊縐了絲絹，看不見盡頭。霧氣瀰漫，遠方對岸的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教堂，如幻影、如海市蜃樓、如海底升起的迷城。

縱使，威尼斯的夏天太熱、太多蚊子、甚麼都太昂貴、人也不太友善、餐廳大多是砍遊客的、住近千元的酒店也沒有冷氣……但我只會記得，維多亞橋上的晨光、遠方如鏡花水月的教堂、及鳳尾船伕吟唱的那一首聖他露西亞（Santa Lucia）。

交通
可坐直航機到羅馬，然後再轉火車到威尼斯，順道可遊羅馬及意大利北部。或可先到倫敦，然後再轉廉價航空Ryan Air到威尼斯。廉價航空經常有優惠，來回倫敦和威尼斯的機票，可低至港幣三百元以下。

注意事項
威尼斯物價、交通和酒店極昂貴。若想省多一點錢，可考慮住在意大利大陸那一邊，不要住威尼斯島上的酒店。

意大利餐廳多黑店，盡量不要嘗試餐廳的Tourist Menu，及在街上不斷招客的餐廳，九成既昂貴兼質量差。

在威尼斯坐船代步，每一程價錢是六點五歐元（約港幣七十多元），想省錢便盡量步行。然後把偏遠外島的行桯擠在同一天，到時購買無限使用的日票。

旅遊季節
暑假極多遊客、天氣炎熱多蚊，盡可能避免七、八月到威尼斯。

天使之城．Los Angeles．刊於《茶杯》10年5月

對不諳駕車的人，遊洛杉磯是很麻煩的。這個大得緊要的城市，平均一家人有三輛汽車，我只留在洛杉磯四天，但我坐地鐵、坐巴士的次數之多，已經超越大部份洛杉磯人，一輩子使用公共交通的次數。第一個失眠的晚上，請由頭到尾「刨熟」洛杉磯運輸局的網站，牢記巴士及地鐵的路線圖，你絕對可以寫旅遊指南，教人家如何不租車暢遊洛杉磯。

晚上十一時多登機，保安對我算不錯，旁邊被搜身的內地客不斷在咒罵，口袋內的皮包、零錢、護照登機證，如仙女散花落在地上，他們讓我自行通過，不用再搜行李。飛機降落時，時光還倒流了兩小時，踏出機場已接近夜深，但由機場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依然塞車。

聽司機說，沒有甚麼大不了啦！這裡的交通是測不準的，甚麼時候都可以塞車。

洛杉磯奇怪又龐大，城市彷彿無邊無界。那裡是洛杉磯的中心？是市中心（Downtown）那十幾幢高樓大廈？市中心外還有一大堆散落在外圍的小區，由較近的荷李活、比華利山、鄭中基與阿Sa結婚的Sierra Madre，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Venice，及建築師蓋瑞（Frank Gehry）居住的的Santa Monica。

洛杉磯最值得看的東西，全部散落在市中心外。所謂市中心，並也沒有太多東西值得一看，除了蓋瑞的迪士尼演奏廳、近火車站的墨西哥老區及市集、洛杉磯現代美術館外，爛地、停車場、殘舊鋪子、類貧民區、及荒廢了的建築，與金融商業區只是咫尺之近，分野之大、令人咋舌。

Broadway Street一帶殘破的建築和戲院，關上大閘、空空如也。這些建築曾是上世紀的王宮，花崗石、羅馬柱、新古典主義、Cubism、Art Deco，反映當年的時代精神和面貌，你仍可以從門外、從閘外，窺看他們風光的過去，想像當年的巨星在這裡登台、處處衣香鬢影。

有些建築奄奄一息，街鋪被墨西哥人租去，售賣廉價紀念品、鴨寮街的貨色，尷尬地苟延殘喘。七時過後，這個所謂的Downtown，如死城一樣。膽小的洛杉磯人連在這裡開車也不敢，他們告訴你，當年洛杉磯的種族衝突就在Downtown附近，入黑後不要到街上隨便走，很危險囉！

或許洛杉磯太大，地不值錢了，市中心，應該是最繁華的地方，但洛杉磯例外。
迪士尼演奏廳附近理應是黃金地段，但旁邊就有一塊棄置了的大爛地。每楝建築間相距那麼遠，在市內連續走兩三公里，也看不到多少建築和商店，多層停車場倒有不少。

究竟是誰殺死了洛杉磯市中心？美國的汽車業。當汽車由奢侈品，變成一般人都負擔得起的商品後，洛杉磯的地貌也隨之扭轉。

真正的資本家都是支持最低工資，不是因為他們慷慨，而是他們有遠見，明白把工資壓得太低，等於殺雞取卵，只有張宇人這種偽資本家，才會振振有詞力撐二十元、二十四元的最低工資。若大部份人都沒有能力、沒有時間消費，最終誰可負擔得起資本家生產的東西？資本家又何來賺錢？

當大部份工廠只付兩、三美元一天的薪酬，亨利．福特付多一倍，以五美元聘請工人。大幅提高工人薪酬、削減工人的工時，改善工人的待遇，目的只是一個：讓他的工人有能力購買福特汽車，汽車業才會擴張。

汽車的普及，顛覆了距離的概念。中產階級都搬往洛杉磯外圍的郊區，那裡有更好環境、更大的房子，市中心的人口越來越萎縮，只有較窮困的人才留在市中心，再加上人人都以車代步，車出車入，街沒有人逛了，店鋪和劇院也隨之倒閉。少了人、多了車，開停車場變成穩賺不賠的生意。

那時的洛杉磯很像現在的香港，是賺錢至上的年代。很多有時代特色的建築，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陸續拆毀，拿去蓋多層停車場。

二戰後，當地政府開始意識到市中心的衰落，為了吸引大企業和投資到洛杉磯市中心，政府把市中心西南方的Spring Street一帶剷平，另僻新的金融區。新金融區的吸星大法，把市中心其他企業全吸過來，間接加速了市中心的衰亡。

這大致形成了洛杉磯今天的格局了。

太多人開車，太少人使用公共交通，洛杉磯是全美空氣最差的城市，城市籠罩在白霧中，每天洗澡時都要花時間清潔鼻孔。沒有車子也不緊要，只要看得懂蜘蛛網般的巴士路線圖，還是可以用公共交通，遊覽洛杉磯。

當地人對公共交通沒有甚麼好感。Sophia是我在英國認識的書友，她告訴我：「你是我第一個朋友，會坐Metro（指洛杉磯的公共交通系統），Metro很不安全呀，你車上很可能被打劫！」

Metro倒沒有她形容這麼恐怖，與倫敦和歐洲的地鐵和巴士比，平靚正，洛杉磯Metro當之無愧。無論地鐵還是巴士，每程才1.25美元，無論旅程多遠，司機也有人情味，若你沒有零錢，一美元也讓你上車，笑容十足。倫敦的地鐵又貴、又臭、又髒，倫敦的巴士司機，你「必卡」慢了一點，他也會不耐煩擺張臭臉，不夠錢更不可能讓你上車，立即趕你下車。西班牙和巴黎地鐵更是危機四伏、扒手處處。

洛杉磯也是現代建築的實驗場，解構主義大師蓋瑞早期的建築都在洛杉磯，他的上半生，只是一個普通的建築師，到中年以後，他的作品才獲外界賞識。看到迪士尼演奏廳，令我回想起三年前曾到訪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外型和設計幾乎一模一樣，若把兩個建築的圖片並列，應該可以找出十個不同之處。

扭曲的外牆及閃爍的金屬，是蓋瑞獨有的簽名。當然，你也可以批評蓋瑞是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把古根漢美術館搬到洛杉磯。

蓋瑞祖藉加拿大人，但大部份時間都在洛杉磯。早期的他並沒有機會接這些龐然大物的項目，只有一些小建築，例如Santa Monica的Edgemar Complex小型商場、及Venice的Chiat/Day Building，這楝「望遠鏡」建築。

我已經忘經，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望遠鏡」的照片？這肯定不是一生人必看的建築，但趣緻的外觀一直存留在記憶中，希望機會親眼看看「望遠鏡」到底是甚麼回事。抵達Santa Monica後，我第一件事是到旅客中心，問職員望遠鏡在那裡，然後騎上租的單車，直奔Venice。

沒多久，「望遠鏡」在眼前。左跑右跑、過馬路、站在路中心．．．嘗試找最好的角度拍攝。街上路人，早已當建築物如透明，反而老盯著我這個遊客的一舉一動，暗笑這個大鄉里在大驚小怪。

今天，我也擁有一張「望遠鏡」的照片。說實在，我不特別喜歡「望遠鏡」，也不知道這種建築除了標奇立異外，還可以做甚麼？但當我第一眼看到「望遠鏡」時，心裡倒是相當喜悅，我終於看到這幢的實物了！

旅遊資料

交通：香港有直航機前往洛杉磯，機程約十三至十五小時不等。洛杉磯太大，公共交通覆蓋範圍有限，比華利山、Santa Monica等都沒有地鐵接駁，最好是自己租車子。
簽證：持特區護照和BN(O)都需要簽證，費用是1040港幣
注意事項：當地居民指，洛杉磯市中心入夜不安全，旅遊請小心。在美國，商店和餐廳菜譜的價錢牌，都未計算稅項，而洛杉磯的銷售稅率約一成。

被遺忘的埃塞俄比亞馬拉松名將－－Mamo Wolde

星期天《明報》副刊．20/2當今世上，最優秀的跑手都是黑人，不是來自肯尼亞，就是來自埃塞俄比亞這兩個東非國家，今天的香港馬拉松，很大機會又是他們勝出。黑人跑手嶄露頭角始於一九 六○年的羅馬奧運會，埃塞俄比亞的赤腳跑手比基拉（Abebe Bikila），以兩小時十五分十六秒奪冠，刷新當時的世界紀錄。

其他跑手捱到終點已差不多斷氣，全程赤腳跑的比基拉彷彿有用不盡的體力，還可以在終點做伸展運動！看過比基拉的表現，怪不得德國報章《Die Welt》是這樣報道羅馬奧運的馬拉松賽﹕「馬拉松令人毛骨悚然，有理性的人都不會跑這種距離。想完成比賽的人，都要在起點前把常理拋諸腦後。」

兩名冠軍跑手 命運迥異
除了宣示黑人跑手的時代來臨，比基拉奪冠還有一點復仇的政治意義，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Mussolini）曾於一九三○年代侵略埃塞俄比亞。二十多年後，比基拉擊敗所有歐洲跑手，在侵略國的首都贏得金牌。四年後的東京奧運，所向披靡的比基拉再贏得馬拉松冠軍。

當今最有名的男士跑手也是來自埃塞俄比亞，世界紀錄保持者基比沙拉斯（Haile Gebrselassie）。運動員都視奧運會為終極比賽目標，但呼吸道敏感的基氏以北京空氣太差、影響健康為由，寧可缺席○八年北京奧運。同年九月的柏 林馬拉松，基氏以兩小時三分五十九秒的成績再破世界紀錄，至今也無人能打破。

但今天想談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埃塞俄比亞另一位被遺忘了的名宿──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奧運馬拉松冠軍Mamo Wolde。

他是繼比基拉後，第二名連續兩屆取得奧運馬拉松獎牌的運動員，一九七二年再下一城，以四十歲的高齡取得慕尼黑奧運的馬拉松銅牌。生不逢時，馬拉松沒有為Wolde帶來名與利，無論他跑得多麼快，也逃不過埃塞俄比亞政局劇變帶來的厄運。

Wolde 與比基拉同年出生（一九三二年），那年代的非洲沒有全職運動員，比基拉是憲兵隊長、Wolde是憲兵副官，專責守衛當時的埃塞俄比亞皇 室。比基拉於一九七三年因腦出血英年逝世，終年四十一歲；Wolde七二年回國後成為英雄，升職為憲兵隊長，國王更打算送一間大屋給他。

可惜這個承諾從來沒有兌現，山雨欲來風滿樓，血腥的年代即將來臨……

早逝的比基拉是幸運的，因為他看不見七四年的政變。國王Halie Selassie被高舉馬克思主義的軍人推翻，埃塞俄比亞由封建王朝變成軍人獨裁政權。這是失去人性的年代，革命衛隊以反革命為由殘殺數以萬計的人，若你有家人被處決了，但你付不起子彈的費用，是無法認領家人的屍體，軍政府連這些錢也想賺多些，竟然在處決時刻意連珠發彈。

負責保衛王室的Wolde，又怎會不受影響？幸好念在他多次為國家贏得國際比賽的殊榮，軍政府把他貶職為類似中國的地區城管，還要負責監視及看管懷疑反革命分子。

軍政府管治埃塞俄比亞十七年後，終於在九一年於內戰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後立即清算軍政府的暴行，特別是七七至七八年軍政府策動的「赤色恐怖」（Red Terror）政治運動，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這兩年間的死亡人數高達五十萬。為軍政府做了十七年監控的Wolde被新政府拘捕，囚禁在中央監獄。

埃塞俄比亞的司法極黑暗，連審訊、罪名也沒有，Wolde被囚禁了三年。直至國際特赦組織披露後，國際體育界才得悉Wolde陷冤獄，國際奧委會於九五年去信埃國政府，要求交代Wolde的囚禁，但埃國政府說：「囚禁他因為要等法庭裁決。」

原來，有一個人在作供時撒謊，誣陷Wolde於七八年的一個晚上，與其他軍人在夜總會處決一名可能參與叛軍的成員。Wolde的太太接受 《Sport Illustrated》的特約記者Kenny Moore訪問時說，在九二年的一次聆訊，多名目擊者都指Wolde無殺人，他是刻意射歪一點，但當時拔搶的軍官謊稱開槍者是Wolde。

坐牢九年 獲釋後半年辭世
國際奧委會於九六年邀請Wolde出席亞特蘭大奧運會，埃塞俄比亞全體奧運代表也呼籲政府釋放Wolde，但所有的獨裁政府都為了面子，堅持腐敗爛透的司法制度是完全正確、不容干預、不能屈服於外國干預，爭取Wolde重獲的自由是比馬拉松更長的馬拉松。

國際輿論、國際奧委會也無法營救Wolde。白白被囚禁了五年後，埃塞俄比亞終於以「參與屠殺及虐待」的罪名，檢控包括他在內的七十二人，但何時殺？何地殺？用什麼武器殺？起訴書中竟然完全沒有提及。檢控官指他是首都阿的斯阿貝巴十六區的革命衛隊頭目，涉及一宗發生在七八年底或七九年初的十四人處決案。

終於到○二年，法庭才以改以一項刑期六年的罪名控告他，由於Wolde已坐了九年牢，休庭後他便獲釋了。

獲釋後半年，Wolde也與世長辭了，享年七十歲。埃塞俄比亞人民並沒有忘記他，數千人與他走最後的五公里路，由他的家護送靈柩至聖約瑟墓園 （St. Joseph's Cementery）。葬在他旁邊的，是他的伙伴、他的跑友、命令他一定要贏墨西哥城奧運金牌的長官──比基拉。

馬拉松與城市價值．《明報》二月十九日

當曾憲梓是代表香港的奧運火炬手，似相撲手多於運動員的霍震霆是香港體育界的穆巴拉克，他兒子對體壇女將的興趣肯定多於接班搞體育，特首曾蔭權愛擦皮鞋多於做運動，很難令人對香港的體育發展有什麼信心。

若果曾蔭權年年參與馬拉松，與各跑手一起拼這42.195公里，而不是高高在上為馬拉松起跑鳴槍，傳媒會視他為堅忍的硬漢，而不是向中央唯唯諾諾的推銷員。若果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愛運動多於教訓記者，由他推銷申辦亞運也會多點公信力。

官員不愛做運動，對體育發展的支持有限，但體育賽事的開幕禮和頒獎禮，總會找到官員的身影。每年的渣打馬拉松開幕禮總是由特首鳴槍，但香港政府對辦長跑比賽的態度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李麗珊、黃金寶及黃蘊瑤，任何一人都較曾蔭權受歡迎，比他更有資格鳴槍，他們才代表馬拉松堅毅及不屈不撓的精神。

倫敦、巴黎、布拉格等大城市是把10公里、半馬拉松、馬拉松比賽分開不同日期辦，並把最美麗的街道給跑手，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參加、帶動經濟發展、提升城市形象。近年最急速冒起的是東京馬拉松，不少香港跑手遠赴參加，男子世界紀錄保持者、埃塞俄比亞的基比沙拉斯（Haile Gebrselassie）今年也要去試試。

香港則把全部項目堆在同一天舉行，封路時段也相當吝嗇，10公里的跑手要於半夜出發，到終點時連早茶也喝不了，因為茶樓仍未開門營業！參加長跑像做賊一樣，凌晨要起脇出門口，跑完回家仍未天亮，傷殘人士更連參加輪椅賽的機會也沒有，因為大會以人數不足為由不辦。

渣打馬拉松這些安排，完全反映香港效率至上、經濟為先、考慮成本效益的工具理性價值觀，政府但求賽事早早完結、盡快解封路段、讓交通回復正常，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多年來，渣打馬拉松獎牌是在比賽前連同號碼布一併派發，因為要方便主辦單位的工作流程，幸好這個荒謬的安排，終於在去年取消。

但為了馬拉松，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甚至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都可以封一整天路。這些城市不以工具理性價值觀衡量馬拉松，而是視之為一場全民 歡樂的派對盛會，跑手完成了不起的壯舉，居民走出來為家人、為朋友打打氣，增加社區的團結，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居民的健康和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價值。在 倫敦，只要在比賽當天展示號碼布，你還可以免費坐地鐵呢！

新加坡馬拉松沒有請李顯龍來鳴槍，倫敦馬拉松的起步禮沒有英女王、查理斯、卡梅倫及市長Boris Johnson主持，揚聲器響起的是Chariots of Fire的主題音樂；巴黎馬拉松更找不到薩爾科齊、市長Bertrand Delanoe的蹤影。

我在洛杉磯馬拉松碰到市長Antonio Villaraigosa，但不是在台上，而是在台下。馬拉松的開幕禮簡單隆重，持國旗的幾個軍人列隊步操上前，然後由一名藝人在台上帶唱國歌，鳴槍的則 是另一人，洛杉磯市長只是站在台下的人堆中，與跑手一同唱國歌，不需要上台沾任何光。

政府對馬拉松的支持，並不是體現在有沒有官員鳴槍、出席頒獎禮，而是政府有沒有為傷殘人士的參賽權發聲？有沒有提供最好的街道給跑手？有沒有讓最稱 職及有熱誠的單位主辦比賽，而不是讓一個連傷殘賽也無法提供的業餘田總年年壟斷主辦權，這樣才可以發揮馬拉松最大的價值和意義。

馬拉松與公民文化．《明報》二月十二日

下周日，又是一年一度的香港馬拉松，相信各位參加者已準備就緒！

很多跑手最重視是成績時間，一股腦拼命向前跑，只在乎賽道有多難？馬路好不好跑？不太在意路上有甚麼風景，只要大會的計時準確、水站充足、馬路寛敞，基本上已收貨。我更喜歡在比賽之中欣賞沿途景色，從每個馬拉松比賽的安排細節、於微妙之處，了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體驗各地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

由○六年底起，我不斷到其他國家參與馬拉松賽，由泰國、新加坡跑到歐洲、中東及美國，四年間參與了十個國家、十五個馬拉松比賽，在歐洲、在美國，馬拉松並不是一項小眾運動、不是要封路的「擾民」比賽，而是大型慈善活動、是凝聚社會、塑造公民文化的最好機會，讓馬拉松為社會創造最大的效益。

倫敦馬拉松既是世界五大馬拉松比賽之一，也全世界最大型的慈善項目，過去三十年間，倫敦馬拉松已為英國過百個慈善團體，籌了超過五億英鎊（超過六十億港元）。倫敦馬拉松於一九八零年蘊釀時，賽會已定下這六個遠景：

一．提供一流的平坦賽道，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參加
二．讓人與人之間，因馬拉松比賽團結
三．為倫敦的體育發展籌款
四．促進倫敦的旅遊業
五．證明英國無論辦甚麼活動，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六．為人類、為世界，帶來一點歡愉、快樂和成就感

每年馬拉松比賽當天，超過一百萬市民開開心心上街，為素未謀面的跑手鼓掌打氣，沒有傳媒投訴阻街、擾民、跑死人危險。有多少集會、活動，可以年年號召一百萬人上街？但倫敦人可以為馬拉松年年上街，透過馬拉松籌數千萬英鎊善款，這不是很美麗和不可思議嗎？倫敦人值得擁有這個偉大的比賽，誰說倫敦人自私、冷漠，缺乏愛心和關懷？

去地球另一端的芝加哥，另一個世界五大馬拉松比賽之都。賽會總監（Race Director）平高斯基（Carey Pinkowski）視馬拉松為種族融和的好機會，他特別設計一條，可以穿越芝加哥各個社區，包括中產區、墨西哥人區、唐人街、黑人等區的賽道，社區內的水站、醫療站和食物站，交由地區內的團體居民負責，讓不跑步的居民都可以參與盛會，藉馬拉松凝聚社區。

類似的安排在鄰近的台灣也找到，剛剛一月舉行的台南馬拉松，所有水站都有台南的扶輪社負責；台南七股區的區長陳獻明與一群市民，在賽道的十八公里左右煮魚丸湯給路過的馬拉松跑手，為我們打氣。台南的公民文化、社區的團結，在這些細節中體現了。

相比之下，渣打馬拉松的大部份賽道，除了起點和終點外都屬於行人止步的高速公路，連家人想打氣也無法前往，枉論凝聚香港的社區。

大部份人都對馬拉松起緣的傳說有印象，雅典軍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擊敗波斯軍，士兵菲迪普斯（Pheidippides）跑了四十公里回雅典報喜訊，說罷立刻氣絕身亡。但我們往往忘記了，菲迪普斯的奔跑不是為個人、不是為競技，不是為破世界紀錄，而是Run for a Charity Cause，他是為戰友、為雅典人民、為希臘文明的存亡而跑。

沒有雅典的公民文化，很可能也不會有馬拉松這項運動。

英國和美國的馬拉松比賽著重籌款，其實與這項運動起緣的精神一脈相承，若只視馬拉松為競賽、為自我挑戰突破的機會，這是把馬拉松看得太輕了。我們的渣打馬拉松又有甚麼遠景？為凝聚社會做了多少？體現了那一種公民文化？

當賽會連輪椅賽也沒有熱誠辦，只說明大會公關那些「跑出正能量」、「從心出發、跑出信念」等口號是多麼蒼白空洞。我們的賽會，這是否辜負了馬拉松應有的使命？

書寫跑步．刊於《讀書好》一月號

運動書寫，在香港肯定不是主流。足球版由波經、球星緋聞、策略戰術佔據，籃球版是NBA賽果、分數、籃板球、MVP，體育只是一堆賽果、賠率、轉會費和數字，運動員的甜酸苦辣、體育人性化及戲劇性的一面，除了偶爾有些知名的運動人的自傳（村上春樹、蘇樺偉、洪松蔭等），這方面的書寫或文學，並不容易讀得到。

居美的台灣作家劉大任很會寫高爾夫球。以往工作的報館有訂台灣《壹周刊》，他的專欄每期必讀。看他寫高爾夫球手、球場的故事，地勢險峻的果嶺、扣人心弦的比賽，即使我對高爾夫球一竅不通也看得津津有味，小小的白球原來是由意外、失望、沮喪、挫折、興奮和成功搓成，球手站在天地之間，眼前的十八洞便是他的一生，沒有Take Two。

已故的殿堂級美國體育記者George Plimpton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小球理論」（Small Ball Theory），怕我的粗糙翻譯影響神緒，也直接給讀者英文原文：

“That the smaller the ball, the more formidable the literature. There are superb books about golf, very good books about baseball, not many good books about football or soccer, very few good books about basketball and no good books at all about beach balls”（球越小，有關的作品越震撼。寫高爾夫球有經典、寫棒球有佳作、寫足球或美式足球的好書不多，寫籃球的好書很少，吹氣沙灘波，一本也沒有。）

這是很有趣的觀察，哥爾夫球的故事好看，或者跟這運動球的比賽性質有關，打錯一個球的懊惱、複雜的心理狀態，是很好的書寫題裁，但足球除了射十二碼可以及得上，一般的攻球是不用思考，籃球則連十二碼也不用射。

若果按「小球理論」正確，第一流的運動書寫，應該來自不需要球、不需要器具的運動、最原始的運動───跑步。

跑步與其他運動不同，我們不止是觀眾，我們也是運動員，可以報名參加馬拉松比賽，與精英運動員同場競技。跑步是庶民的運動，只要你有一雙跑鞋便可以參與和享受。跑步是我們的求生本能，我們祖先最原始的山洞壁畫藝術，就是奔跑追趕獵物的故事，我們天生就會跑，我們也可以是下一則跑步故事的主角。

日文世界有村上春樹的半自傳《關於跑步．我其實是說》。英文世界，跑步書寫的歷史長得多，老牌長跑雜誌《Runner’s World》每期都有一則約8-9千字長的長篇故事，題材包羅萬有：有退休馬拉松名將的回憶、有介紹洛杉磯的中學如何借馬拉松鍛鍊學生的意志、有受嚴重意外創傷後的跑手，如何重新參與馬拉松等。

這些長篇故事很受讀者歡迎，因為跑步並不只是訓練、拼時間、衝名次，跑手也希望從這些振奮激勵的例子，讓他們有動力繼續跑下去，肯定每天花時間練跑的意義，看到跑步世界的美。

《Going Long》這本書由《Runner’s World》的總編輯David Willey編輯，輯錄了過去四十年最精采的三十則故事。這些故事來圍繞不同的主題，包括激勵篇、名將篇、外地的跑步文化等。本刊去年曾介紹的書藉《Born to Run》，講述墨西哥Tarahumara部族族民長跑的秘密，也是其中一則。

有深刻動人、讓人惋惜的悲劇：○三年美國穿梭機哥倫比亞號爆炸，殉職的太空人Willie McCool也是一名跑手，由他的遺孀道出她倆的愛情故事，每天跑步後回家吃晚飯的家庭生活；由他學生年代的教練，憶述他過去的日子。到現在，他的故事仍不斷啟發美國跑手，我也讓慶幸自己仍可以活著呼吸奔跑。

有些甚令我驚訝，作者怎可以發掘到這些題裁？

「有沒有想過，如果你變了性，你會跑快／慢了多少？美國可能只有一個跑手知道。」這是一個由Jim變Jane、這個五十一歲變性跑手故事，引言已經讓你很想看下去、找答案。

男跑手一般較女跑手快，Jim的十公里時間在男子元老組無法爭標，但Jane在女子元老組大有機會爭標。做過變性手術、注射了女性荷爾蒙的Jane，雖然少了肌肉和力量、多了脂肪，但驅體骨架還是男性的，究竟Jane參加女士十公里有沒有優勢？大家請看書找答案了。

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你願意為跑步放棄多少？你會否為了跑步，把你的左腳切除？」世上竟然有人為了跑步，為了重新感受跑的自由奔放，寧願把有點傷殘，但仍可以走動的左腳切除，換上可以跑步的義肢！

這位叫Tom White的跑手為何會這樣想？原來，他看了《Runner’s World》雜誌○七年的跑步英雄專題，一名裝了義肢女跑手在當年的芝加哥馬拉松跑三小時四分，她希望可以爭取奧運選拔資格．．．

還有關於希臘馬拉松鎮的故事。馬拉松發源地在希臘，古希臘士兵菲迪普斯（Pheidippides）由馬拉松的戰場，跑至雅典報戰勝的喜訊後暴斃；現代奧運會第一屆馬拉松冠軍史匹登（Spiridon）也是希臘人（一直流傳他其實作弊），但現在的希臘人對馬拉松抱甚麼態度？當年由古戰場至雅典要怎樣跑？馬拉松鎮的居民，有多少會跑馬拉松？

其他故事的內容不在這裡重覆了，可惜我從來沒有在香港書局看過這本書，有興趣的讀者大概只能到亞馬遜網站訂閱，每年一度的馬拉松快到了，喜歡跑步的讀者請不要錯過，從故事中找到繼續跑下去的動力。

書名：Going Long, The Best Stories from Runner’s World
編者：David Willey
出版社：Rodale
出版日期：2010年

只有旅行社角度的國際新聞．《明報》2月26日

歷史將會永遠記住2011年，中東變天是繼1989年後最激盪、最波瀾壯闊的一次民主運動，但當大部分國家的目光都投向中東，見證歷史的一刻，香港傳媒幾乎與世界脫節。

傳媒對國際新聞報道表現不濟、普遍記者對國際議題掌握不足，已不是新聞，以往還有戴防毒面罩的黃應士粉墨登場；現在連記者也不派了，大家留在香港翻譯外電好了。香港幾近是華人社會新聞最自由的地方，當內地的互聯網封鎖了「埃及」與「茉莉花」，可惜傳媒沒有好好利用優勢跟進中東變天，花太多精神追逐何鴻燊的二、三、四房，花太多人力時間幫中大碩士找工作。

先問有沒有滯留港人
所以家住香港，有如身處世界的中心，無論深圳河以北、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沙堤以南發生什麼事，永遠不及本島700萬人的一舉一動重要。無論埃及革命、紅衫軍抗爭或俄羅斯機場爆炸，本地傳媒都是用同一套公式處理，首先一定問：「有沒有香港旅行團？滯留港人？」當旅行團順利抵港，家人離境大堂相擁而哭後，對這些國際事件的關注也差不多結束。

傳媒其次是找出該事件與香港的關係，會否影響金油股匯？看看香港和中國有沒有類似的潛在危險？類似的革命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爆發？若沒有港人滯留，又跟香港和中國無關，又不夠香艷奇情，即使重要如加沙戰爭、達爾富爾衝突及南蘇丹 獨立的國際大事，也幾近在香港傳媒消音。

傳媒偶爾跳出香港角度，找些專家學者分析事件本身，可惜香港人才缺乏凋零，由世界盃 、中美關係、朝鮮炮戰、到車臣科索沃問題，來來去去總是沈旭暉。一般人不可能什麼都懂，可幸沈博士也堪稱現代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無論中東專家、中美關係權威、熟悉非洲 學者、外交理論教授……一人分飾無數角色也沒有問題。

對「唔等使」的東西缺乏好奇心
經傳媒重重過濾後，成功抵壘到達讀者的外國新聞所剩無幾，呈現的只有香港角度，事件本身往往已面目模糊。香港國際視野日漸萎縮已備受批評，而傳媒不 願在國際新聞投資，是因為普遍香港人沒有興趣了解香港以外、與自身利益無關的事情，對「唔等使」的東西缺乏好奇心、探究心和想像力。

我們的社會有超過十萬菲傭居住，不少港人更是由菲傭養育，但有多少人有興趣了解菲律賓文化？甚至有菲傭做朋友？香港和菲律賓是那麼近、那麼遠，菲傭在香港社會是永遠的他者，若沒有發生人質事件，大部分人連菲律賓總統是誰也不知道。

香港的大學有N個工商管理學科，但只有少數大學有開辦一些區域研究（印度、中東、中亞、非洲和拉丁美洲仍有待開發）。每年大量香港人到泰國、日本吃喝玩樂，但每當泰國、日本出狀况，記者總是找不到研究日本政治、懂泰國政治的專家訪問。

當然以個人的層面，對香港以外的事務沒有興趣，你還是可以在香港活得很快樂、找到高薪厚職，因為AO面試不是考你埃及革命的原因（據AO朋友補充，AO面試是會有一條關於國際的問題），而是看你怎樣推銷一項不得人心的政策，高官、律師和醫生也不會因弄不清楚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別而仕途或事業受影響。

但若整個社會、甚至整個民族沒有興趣了解新事物，只會趨同單一、窒礙創新，輕則影響發展，重則觸發外交風波。當一個社會連伊斯蘭教信什麼也不太清楚，與伊斯蘭國家也沒有文化交流，要發展成伊斯蘭財務中心，開拓伊斯蘭國家的商機，倒有點癡人說夢；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遇到百般阻力，甚至釀成暴力事件，往 往因為中國人到非洲只為了賺錢，沒有興趣了解當地社會及文化，不單止不會說當地黑人的語言，甚至連英語也不學。

多些香港人對國際新聞有興趣、對國際新聞的質素有要求，傳媒自然迎合讀者的口味，要改變香港狹隘的國際視野，請由你的好奇心開始。

推中東民主 美國莫與人民為敵

刊於三月二日．《經濟日報》當愈來愈多人相信，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較西方的體制優越；當愈來愈多人，為中國政府武力鎮壓八九天安門的民運護航，中東這場突然的革命是對這些人的當頭棒喝。看到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用飛彈、用戰機、用坦克殺害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寧可玉石俱焚也不願交出政權，更以天安門事件證明武力鎮壓正確後，誰敢再為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辯解？

獨裁體制無疑帶來穩定、效率、甚至高速經濟增長，但這種體制的最大弱點是它可以在無預警、無暗示之間土崩瓦解、一夕倒台。突尼斯的獨裁者本阿倉皇出逃沙特阿拉伯、穆巴拉克倒台更一直被西方視為Thinking the Unthinkable、全世界在位最長的獨裁者卡達菲（1969年上台）已淪為的黎波里市長，卡氏政權差不多進入倒數階段。

扶植獨裁政權 美國得不償失

由冷戰至今，美國對中東、亞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往往是支持親美的獨裁政權，以各種經濟及政治援助維持該政權的命脈，透過這些國家與敵對的政權及勢力抗衡，打擊境內的極端武裝分子，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國不會反對民主，但僅限於該國的民主制度，可順利確保美國喜歡的候選人當選。

短期而言，美國把籌碼押在獨裁政府或許風險不大，因為這些政權絕大部分時間都很穩定，看不到有政權輪替的機會。長期而言，為了一時的穩定而支持這些當權者的最大代價，是犧牲了該國人民的福祉，間接與該國人民為敵，助長反政府的極端勢力，令他日該國出現革命時，更容易產生反美、反西方政權，最終得不償失，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次中東變天是美國重新思考，甚至改變對中東外交政策的契機。美國不應視親美政權倒台、中東變天、民主改革為噩夢，無論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巴林及也門，一呼百應的示威抗爭口號，不是反美、反西方、打聖戰、消滅以色列、不是高喊「Islam is the solution、Quran is our constitution」、不是要建立類似伊朗的伊斯蘭國家，而是要求民主、改革和自由這些世俗化的普世價值觀。

示威者也不是咒罵布殊、奧巴馬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而是罵他們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達菲、馬哈德（巴林國王）和薩利赫（也門總統）；組織示威抗爭的都是沒有組織的年輕人，各地的伊斯蘭組織沒有參與領導運動，連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這個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的伊斯蘭組織也落後於形勢，到後期才參與反政府示威。

埃及展公民精神 不輸香港

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運動，反映當地公民社會並不如外界所說的不成熟。埃及的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在自由廣場，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抗爭、守望相助，廣場有如小小的民主社會，有學校、有託兒所、有醫療間。抗爭成功結束後，大家自發清潔廣場一帶，不留下一點垃圾，所展現的公民精神，不輸香港的7.1遊行。

埃及著名作家、小說《亞庫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作者亞斯萬尼（Alaa Al Aswany）曾說，若埃及有真的民主選舉，穆斯林兄弟會的得票率最多只有兩成，以前是因為沒有選擇，大家只好把票投給它以示抗議，因為政府太腐敗，並不是真心支持該會，假設穆斯林兄弟會真的執政，人民看到它的表現後，也會在下次選舉轟它下台。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就職演說中說：「我們不應該期望新誕生的國家支持美國，但我們希望他們強烈支持自由這種價值觀。」（We shall not always expect to find them supporting our view. But we shall always hope to find them strongly supporting their own freedom。）美國應該信任中東的人民，利用區內的影響力推動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革，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能再倚靠親美的獨裁者做代言人及保護以色列，與中東人民為敵。正如一些西方分析家所言，美國甚至可以考慮在中東展開另一個馬歇爾計劃（編按：Marshall Plan，即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的經濟及重建援助），協助日後出現的中東新興民主國家，協助它們的經濟發展，鞏固它們的民主制度、捍衞得來不易的自由。

美國這次在中東遇到的問題，對中國也一樣有啟示。中國多年來支持蘇丹、緬甸、北韓和津巴布韋這些獨裁政權，但南蘇丹的獨立運動已反映，一面倒支持獨裁政權的風險，甚至令中國重新審視「反對一切分離運動」的外交方針。

不得民心的獨裁政府並不是好的盟友，只有獲民意支持的政府，才是更有效保障外交利益的夥伴。

開卷看世界﹕每場革命 總有作家身影

刊於2011年2月13日的星期天《明報》副刊
每場波瀾壯闊的革命，總會找到作家的影子。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有左拉（Emile Zola）、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有劉曉波、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哈維爾（Vaclav Havel）、今天的埃及則有亞斯萬尼（Alaa Al Aswany）──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作家、小說《亞庫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的作者。

於二○○二年出版的《亞庫班公寓》是阿拉伯世界當代最暢銷的小說，已翻譯超過二十種文字，台灣的商周文化出版社於○九年底翻譯了中文版，改篇電影更 是埃及近十年來最賣座的一套。亞斯萬尼筆下的亞庫班公寓彷彿是埃及近代的縮影，也反映埃及整個體制之腐爛，要了解埃及為何爆發這場革命，這本小說是最街入門導讀。

有Art Deco特色的亞庫班公寓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座落於開羅最顯赫的地段，住滿了富商、官賈、外國使節、皇室貴冑。埃及一九五二年爆發自由軍官政變 （Free Officers Movement），皇室被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為首的軍人推翻，軍人成為國家的新貴，住進了亞庫班公寓。

軍人多是目不識丁之輩，有些軍人太太更在公寓內飼養家禽，到今天雅庫班公寓已淪為龍蛇混集的重慶大廈。小說的眾多主角都住在公寓內，上進的大學畢業生Taha矢志投考紀律部隊，但因父親的職業低賤而不被取錄，對政府徹底失望的Taha加入了伊斯蘭組織，更於一次政治抗爭中被捕後，慘遭秘密警察強姦……

Taha的青梅竹馬Busayna好不容易在時裝店找到工作，但原來還需要滿足老闆的性幻想。為了賺多點錢，她更受公寓內另一住客Malak教唆，色誘步向暮年的老貴族Zaki，在脇上騙他簽字把房子轉讓。財閥Hagg是政治新貴，滿口真主、滿身淫慾，垂涎鄰家婦的美色並娶她為二房，但當她有身孕後，Hagg立即派人迷暈她，然後為她墮胎。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羅是中東最國際化的城市之，有最時髦、最前衛的建築，開羅的潮流風尚甚至可以影響歐洲。大廈破落了，埃及也回不去昔日的光輝，穆巴拉克統治了三十年的埃及，只有醜陋貪婪的政客、唯利是圖的老千、佔女性便宜的衣冠禽獸、年輕人為生計出賣尊嚴、找工作是要講階級門弟關係、年輕人的熱情遭極端組織利用。舊埃及之輝煌，只存在Zaki的回憶之中。

正職牙醫 「全職作家生活不了」

《亞庫班公寓》是他寫的第四本小說，筆者以往在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曾與亞斯萬尼暢談他的著作。亞斯萬尼正職是牙醫，寫作只是副業，這彷彿是阿拉伯作家的宿命，即使已故的諾貝爾桂冠作家Naguib Mahfouz（一九八八年獲獎，也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獲諾貝爾獎的作家）也不是全職寫作，他在埃及政府做公務員至退休。

亞斯萬尼坦言﹕「埃及沒有全職作家，所以我必須是牙醫，不能做作家，做全職作家是生活不了的。但醫生和作家也有些相近，大家都是探討和解決人類社會的一些問題。」

亞斯萬尼曾在芝加哥生活及進修牙科，他可以憑一紙美國文憑，到海灣產油國執業賺大錢，但他還是回到貧窮破落的祖國執業。埃及雖然名義上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但國營出版社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若國營出版社拒絕出版，只能靠蚊型的私人出版社發行，失去接觸廣大讀者群的渠道。

被國營出版社拒絕了四次後，憤怒的亞斯萬尼終於對埃及死心，決定申請移民到紐西蘭──這個地圖上距離埃及最遠的國家。在辦理移民期間，私人出版社打電話告訴他《亞庫班公寓》賣光了。

這半個月的示威浪潮，亞斯萬尼也參與其中，每天都有不少外國記者採訪他，問他對政局的意見。他在醫務所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笑說，上一個病人的智慧齒很難拔掉，花了他一小時才成功拔出，至於穆巴拉克，相信要花更多時間了。

走筆至這刻，新聞傳來穆巴拉克宣布辭職的消息。埃及人民，用了過半個月的時間，終於把蛀了埃及三十年的爛牙拔掉了。

《亞庫班公寓》倒有令人欣慰的結局，老貴族Zaki最終與Busayna結婚，暮年的Zaki展開人生的第二春。期望這場民主運動如小說的結局一樣，令這個文明古國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埃及成為中東社會引以為傲的典範。

當推翻政府是唯一出路

刊於星期天《明報》副刊，6/2

當中國崛起已成不用爭辯的事實；當中國一黨專政的管治效率、以國企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以經濟發展先於人權的中國價值觀，開始在國際輿論中得到一些 肯定，甚至連西方也質疑民主體制是否不及中國模式競爭？沒有人料到突尼斯人把統治了二十三年的獨裁者Ben Ali趕下台，更沒有人料到茉莉花革命的餘震，蔓延至埃及、也門和約旦，並觸發了一場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

中東從來被視為另一個民主黑洞，但連中東的人民都要求推翻獨裁政權、落實政治改革、建立民主體制時，誰說人權、民主和自由不再是普世價值？

全世界的焦點在埃及開羅，開羅市中心的自由廣場（Tahrir Square），令人憶起二十二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兩場民主運動倒有相似之處﹕政府腐敗，沒有政治組織策動及領導示威，只是一群年輕人自發走出來；聚 集在廣場的群眾拒絕離開，坦克軍隊開進城來；示威者都深信埃及軍隊/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會向群眾開槍；穆巴拉克和鄧小平都是極端強硬的軍人。

想起天安門

現在的埃及和八九年的中國也有不同的地方﹕中國人民的生活在改革開放後改善了，但穆巴拉克當政的三十年間，埃及人民的生活是每况愈下；貪污無能的穆巴拉克是 問題的根源，很容易把群眾的怒火聚焦；但中國共產黨政府是集體領導的，李鵬之上還有鄧小平、趙紫陽，沒有一個明顯對像可以把民眾的全部怒火集結起來；而且 在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是有任期的，再差的當權者也有卸任的一天，不可能像穆巴拉克一樣做到至死方休，還想由兒子接任總統一職。

另一個顯著的分別是兩國軍隊的權力來源。黨指揮槍，解放軍由共產黨牢牢控制；但埃及軍隊並不只聽命於穆巴拉克，美國對埃及軍方的影響力可能較穆巴拉克更大，因為美 國每年都向埃及軍方提供巨額軍事援助，若穆巴拉克繼續當政會影響與美國的關係，軍隊是可能為了自保而放棄穆巴拉克。

埃及是美國繼以色列後， 在中東的第二大盟友；也是繼以色列以外，每年提供最多軍事援助的國家，每年的金額多達15.5億美元（當中有13億是軍事援助，2.5億是經濟援助。美國 每年提供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則有30億美元），而且埃及的軍官都靠美國訓練。據報道，開羅街頭的M1A1坦克都是在埃及生產，美國不吝把技術轉移給埃及軍方。

控制埃及 控制石油

埃及對美國重要，因為 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半個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對中東、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控制了蘇彝士運河，等於控制了西方石油的供應。文化和 宗教的影響力方面，開羅的Al Azhar大學的歷史較牛津大學還要長；第一個現代政治伊斯蘭組織，伊斯蘭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埃及擁有阿拉伯世界最蓬勃的電影工業；埃及作家Alaa Al Aswany是埃及的Orhan Pamuk，他最著名的小說The Yacoubian Building已翻譯為二十三種語言，改編小說的電影也曾在○七年的香港電影節上畫。

上世紀七十年代前，埃及屬於蘇聯的共產陣營，為了拉攏埃及抗衡蘇聯，美國於一九七八年促成當時的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am Begin）與埃及總統薩達特（Anwar el Sadat）在大衛營簽和約，以色列退還於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佔領了的西奈半島給埃及，埃及則宣布跟以色列停火，美國則每年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

和約的簽訂在埃及引起極大震撼，薩達特於一九八一年更遭伊斯蘭武裝分子刺殺，當時擔任副總統的穆巴拉克，就在危難之間接任總統。

穆巴拉克擔任副總統前是埃及空軍總司令，他重整被以色列殲滅的空軍，並參與一九七三年與以色列的贖罪日戰爭。雖然埃及和敘利亞無法奪回六日戰爭的失地，但令以軍傷亡慘重，兩國也洗脫了六日戰爭大敗的恥辱，穆巴拉克的地位及名聲由此建立。

他上任後立即大舉追捕國內涉及行刺薩達特的伊斯蘭武裝分子，並再次頒布緊急狀態令，其中一名被補者就是現在阿蓋達第二頭目札瓦希利（Al Zawahiri）。軍旅生涯及對伊斯蘭組織極端的厭惡，塑造穆巴拉克相信只有強硬，而不是民主開放的制度，才可以為國家帶來安全和穩定，埃及真正的敵人並不是以色列，而是謀求推翻現有制度，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極端分子。

埃及沒有因冷戰結束而失去利用價值，在海灣戰爭、打擊伊朗、維持以色列的安全、促成以巴和談等議題，美國需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即使穆巴拉克政府腐 敗、打壓異己、選舉舞弊，美國繼續維持對埃及的援助，造成加沙的人道危機不獨是以色列，埃及也難辭其咎，因為埃及也以堵截哈馬斯的武器供應為名，與以色列一同封鎖加沙。

伊斯蘭兄弟會一直被埃及政府列為非法組織，埃及的議會選舉充斥造票、脅逼、恫嚇、政治暴力。只要穆巴拉克說一句「民主化，政權便會由伊斯蘭兄弟會把持」，美國擔敢推動埃及改革？穆巴拉克也看準美國的弱點，對國內異見的打壓絕不手軟，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以莫須有的罪名監禁曾於 ○五年參與總統選舉的反對派人士Ayman Nour。

若你想了解今天埃及社會，請看Al Aswany的小說The Yacoubian Building。若你父母出身低下階層，你根本無法投考公務員，因為這是靠裙帶關係的社會；政治犯被虐待、被強姦；高層官員貪污；年輕人加入伊斯蘭極端 組織，不是因為埃及人對宗教特別狂熱，而是對整個社會及制度徹底失望，相信推翻政府是唯一的出路。

自嘲最易統治順民

不少埃及人都自嘲，他們是全世界最容易統治的順民，經過多年的壓逼，埃及人還不是屈服於政府的淫威，逆來順受？沒有人料到，只是十多天的時間，看似牢固的穆巴拉克政權，忽然變得岌岌可危。

埃及今天正處於民主化的十字路口，反對的民眾未能一鼓作氣把穆巴拉克扯下馬、穆巴拉克也無法以暴力壓下民主運動、美國政府仍然舉棋不定，既不願意與大多數埃及人為敵，但又不想背棄多年的盟友。

究竟埃及是八九年的東歐、成功把握民主化的機會？是八九年的中國，錯失了民主化，但經濟得到發展？還是○九年的伊朗，既錯失了自由化、經濟繼續一團糟？Allah bless Egy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