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愈來愈多人相信，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較西方的體制優越；當愈來愈多人，為中國政府武力鎮壓八九天安門的民運護航，中東這場突然的革命是對這些人的當頭棒喝。看到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用飛彈、用戰機、用坦克殺害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寧可玉石俱焚也不願交出政權，更以天安門事件證明武力鎮壓正確後，誰敢再為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辯解？獨裁體制無疑帶來穩定、效率、甚至高速經濟增長，但這種體制的最大弱點是它可以在無預警、無暗示之間土崩瓦解、一夕倒台。突尼斯的獨裁者本阿倉皇出逃沙特阿拉伯、穆巴拉克倒台更一直被西方視為Thinking the Unthinkable、全世界在位最長的獨裁者卡達菲（1969年上台）已淪為的黎波里市長，卡氏政權差不多進入倒數階段。
扶植獨裁政權 美國得不償失
由冷戰至今，美國對中東、亞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往往是支持親美的獨裁政權，以各種經濟及政治援助維持該政權的命脈，透過這些國家與敵對的政權及勢力抗衡，打擊境內的極端武裝分子，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國不會反對民主，但僅限於該國的民主制度，可順利確保美國喜歡的候選人當選。
短期而言，美國把籌碼押在獨裁政府或許風險不大，因為這些政權絕大部分時間都很穩定，看不到有政權輪替的機會。長期而言，為了一時的穩定而支持這些當權者的最大代價，是犧牲了該國人民的福祉，間接與該國人民為敵，助長反政府的極端勢力，令他日該國出現革命時，更容易產生反美、反西方政權，最終得不償失，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次中東變天是美國重新思考，甚至改變對中東外交政策的契機。美國不應視親美政權倒台、中東變天、民主改革為噩夢，無論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巴林及也門，一呼百應的示威抗爭口號，不是反美、反西方、打聖戰、消滅以色列、不是高喊「Islam is the solution、Quran is our constitution」、不是要建立類似伊朗的伊斯蘭國家，而是要求民主、改革和自由這些世俗化的普世價值觀。
示威者也不是咒罵布殊、奧巴馬或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而是罵他們的本阿里、穆巴拉克、卡達菲、馬哈德（巴林國王）和薩利赫（也門總統）；組織示威抗爭的都是沒有組織的年輕人，各地的伊斯蘭組織沒有參與領導運動，連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這個阿拉伯世界最大的的伊斯蘭組織也落後於形勢，到後期才參與反政府示威。
埃及展公民精神 不輸香港
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運動，反映當地公民社會並不如外界所說的不成熟。埃及的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在自由廣場，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抗爭、守望相助，廣場有如小小的民主社會，有學校、有託兒所、有醫療間。抗爭成功結束後，大家自發清潔廣場一帶，不留下一點垃圾，所展現的公民精神，不輸香港的7.1遊行。
埃及著名作家、小說《亞庫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作者亞斯萬尼（Alaa Al Aswany）曾說，若埃及有真的民主選舉，穆斯林兄弟會的得票率最多只有兩成，以前是因為沒有選擇，大家只好把票投給它以示抗議，因為政府太腐敗，並不是真心支持該會，假設穆斯林兄弟會真的執政，人民看到它的表現後，也會在下次選舉轟它下台。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的就職演說中說：「我們不應該期望新誕生的國家支持美國，但我們希望他們強烈支持自由這種價值觀。」（We shall not always expect to find them supporting our view. But we shall always hope to find them strongly supporting their own freedom。）美國應該信任中東的人民，利用區內的影響力推動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革，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能再倚靠親美的獨裁者做代言人及保護以色列，與中東人民為敵。正如一些西方分析家所言，美國甚至可以考慮在中東展開另一個馬歇爾計劃（編按：Marshall Plan，即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的經濟及重建援助），協助日後出現的中東新興民主國家，協助它們的經濟發展，鞏固它們的民主制度、捍衞得來不易的自由。
美國這次在中東遇到的問題，對中國也一樣有啟示。中國多年來支持蘇丹、緬甸、北韓和津巴布韋這些獨裁政權，但南蘇丹的獨立運動已反映，一面倒支持獨裁政權的風險，甚至令中國重新審視「反對一切分離運動」的外交方針。
不得民心的獨裁政府並不是好的盟友，只有獲民意支持的政府，才是更有效保障外交利益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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